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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仰德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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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uimei89
时间:
2009-9-21 18:01
标题:
在“仰德大道”上
在“仰德大道”上 龙应台1 懒懒的星期天下午,挚友YP来电话,说“没什么事情只是问候一下”,但是三句话以后她那头就开始叹气,沉重地说,“台湾这样下去怎么办?” 身为一个极有影响力的媒体龙头,她知道太多社会的问题;YP的电话,永远是沉重的,所以我平淡地说,“又怎么了?” 她开始举例说明最新的台湾“沉沦”的种种实证:媒体依附政府、政府收买媒体、政治人物嚣张、知识分子无力、年轻人肤浅而狭隘、高等教育短视而功利、金融制度向富人倾斜、锁国政策使台湾经济边缘化…… “你看大陆的进步多快,”她忧心忡忡地说,“十年前我们完全瞧不起他们的任何报纸或杂志,你看看他们现在的平面媒体,比台湾的有深度,更有视野;文化版的文章动辄上万字。他们的大学生,比我们的大学生有国际知识,比我们的大学生拼命。他们的政策,比我们的更有魄力和延续性——我们的政客不知道在干什么。” 谈完她的最新忧虑,接着严肃地问,“你觉得,我们可以做什么?” 她口中的“我们”,指的真的是她YP和我龙应台。 我说,“来阳明山泡温泉。现在就去好不好?” YP愣了一下,说,“我不要。”然后继续:“你知道过去七年内多少外商离开了台湾吗?” 我说,“带你去洗温泉好不好?” 她知道我在闹她,有点哭笑不得地说,“你干吗啊?我跟你说正经的……” “亲爱的YP,”我于是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说,“一个社会的上升还是沉沦,是有它的‘共业’的。你和我,都一直在做我们能做的,而且已经持续做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不是吗?” 她不响了好一会儿,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我说,“我们也只能尽心、尽力而已,大的历史命运不在我们的掌握之内,不是吗?” 她很不甘心地说:“是啊,是有‘共业’,只是──我还是觉得我们该做点更有效、更积极的事……否则台湾要完蛋了。” 是个懒懒的星期天,但这真是一通“救亡图存”的电话。 2 YP和我,都是在台湾被称为“外省第二代”的人。我们的父母,在自己都还是将满或刚满二十岁的“大孩子”的时候,颠沛流离,死去活来,被战争的飓风刮到一个万里外的海岛上,人生从零开始。外省人,因为没有田产遗产可以依靠,没有家族网络可以救难,没有祖荫和社会地位可以壮胆,没有在地的语言和知识可以运转,他们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人,就会把所有的能量孤注一掷,一掷在单一的投资项目:下一代的教育。他们知道,只有教育,能让人突围,突围阶级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政治的种种封锁和捆绑。 于是YP和我都考上了不错的大学,都申请到美国留学,虽然她和我都来自艰困的难民家庭,虽然她和我都是女孩。 本省的女孩——我们的小学同学们,在传统的文化网络里,很容易就出嫁了,可能嫁给邻村的有远亲关系的“表哥”;中学的同学们,很容易就被送到工厂去作女工了,赚到的钱,可以补贴家用,也可以买来黄金镯子一圈一圈套在手臂上,累积将来的体面嫁妆;大学的同学们,很容易一毕业就去作村子里的中学老师了,然后很快地结婚、生育儿女,被纳入大家族成为那任劳任怨的媳妇。 而一无所有的我们,因为被抛离了土地,抛离了附着于土地的传统网络,我们遂和男孩子们一样读书,一样考试,一样留学,甚至和男孩子一样被期待去赢得美国的硕士或博士学位──是的,美国,在那个冷战的时代里,我们心目中,外国就是美国,美国就是全球。然后和男孩子一样被期待,得到学位之后,回到自己的土地去报效国家。 放下YP的电话,我单独驱车前往温泉,一路上回想她的电话,不禁莞尔:这是民国几年了,怎么我们还在“救亡图存”?YP比我“严重”得多——我在努力投入社会改造的同时,还常常自我怀疑:烈士的鲜血一定比甲虫壳上的花彩有价值吗?这种怀疑,使得我对自己的儒家式的努力常发出道家式的嘲讽。YP在社会改革的路上却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在她的人生辞典里,“嘲讽”或者“独善其身”的词汇,根本不列项。3 我在乡下读初中一年级,高高瘦瘦的国文老师教到《论语泰伯》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这是我们要熟记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但是十三岁的我们叽叽咕咕笑成一团,彷佛要用一种夸大的疯癫来表达自己和同伙之间的联盟情感。国文老师的名字就叫“林弘毅”。林弘毅说,“士不可以不弘毅,”然后他解释,“弘,就是宏大,毅,就是坚毅。”我们又笑开了。大学刚毕业的老师故作镇定,继续用闽南音很重的国语讲解,“就是说,知识分子要志气宏大,品格坚毅,以国家的前途为重任,虽然路途遥远,负担沉重,还是要一路走下去……” 国文老师叫林弘毅,还有一个生物老师叫陈弘毅;什么时代啊,怎么那么多人的名字叫“弘毅”呢?老师,“那你弘毅不弘毅呢?” 十三岁的我们只是在幼稚地笑闹,然而显然在那幼稚笑闹之际,“士不可以不弘毅”已经悄悄开始了我们价值的建构工程。4 在雾气熏熏的温泉里,我闭眼思索那一路的价值建构过程。 小学的任何一个教室和礼堂里,一定有那四个大字:礼义廉耻。七岁的我们,开始这样理解: “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浅白的文字可以朗朗上口,容易背诵。我们当然不知道这是蒋介石在1934年为了“救国”而推出“新生活运动”的核心概念,更不知道这是统治者“糅合了中国传统礼教、服从唯一领袖的法西斯观念、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国家利益为重、以至基督教价值观的元素”,用来“愚民”的哲学。我们更不知道“礼义廉耻”这小学生的知识其实来自深邃的远古经典:管仲在牧民篇中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五代史冯道传》进一步作评:“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顾炎武对“廉耻”二字,感触更深:“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小学校门外,人生的道路如何崎岖,时代的翻滚又如何的诡谲,小学墙上的四个大字,谁会记得?能当真吗?所以,在二零零六年,当一百万人上了台北街头要求领导下台的时候,打出“礼义廉耻”四个大字,是把很多人给看傻了:这是开全体人民的小学同学会吗?多久没见过、没想过的字眼了,竟然活生生具体地站在你面前。彷佛千山万水之后,竟然又回到了起点。原来,再怎么“后殖民”再怎么“后现代”,人们倒过头来还是要求你实践小学老师教过你的公民伦理。5 YP和我都是台南成功大学的毕业生。成功大学的校训是“穷理致知”。毕业后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到新竹交通大学担任助教。交通大学的校训是“知新致远,崇实笃行”。从美国回到台湾之后在台湾中央大学任教,中央大学的校训是“诚朴”。这两年成为台湾清华大学的教授,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弟弟是台大的博士,台大的校训是“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哥哥是东吴大学的毕业生,东吴大学的校训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弟弟的中学是台南一中,台南一中的校训是“止于至善”。 穷理致知,知新致远,重实笃行,诚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止于至善…… 是的,我也仍然记得校门口、礼堂里、梁柱上的各种标语: 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伦理、民主、科学,以伦理实现民族主义,以民主实现民权主义,以科学实现民生主义。 是的,我也仍然背得出李密的《陈情表》和诸葛亮的《出师表》的片段,也仍然记得少年时如何背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跟着老师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柳宗元,还有韩愈,还有苏轼,还有欧阳修,还有贾谊。 YP和我,以及我们的同代人,是在这样的价值架构里长大的。 走了多少人生歧路之后回头,才明白这个孕育了我们的价值结构是多么深的被儒家思想所渗透。颠覆道统的庄子《盗跖篇》不会被我们读到,天马行空的《山海经》、唯物辩证的韩非、“不尚贤,使民不争”的老子,都不在我们的主要价值结构中。要认识?你自己去找。 和西方的主要价值对比时,儒家的“道德”特质就更显鲜明。我是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毕业生,堪大的校训是:“谨守大自然的法则。”每受邀到一个大学演讲或访问,我就好玩地先去找出那个学校的校训,发现哈佛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的校训是:“光明。真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使你自由”;斯坦福大学:“自由之风飘荡”;西北大学:“凡事求真”;柏林自由大学:“真理,正义,自由”。 在这些著名的欧美大学里,最突出的两个字,一是“真理”,一是“自由”。强调“真理”与“自由”,和强调“厚德载物”、“敦品励学”、“爱国爱人”,是存在着极根本的差异的。6 我不认为儒家可以被简单地解释为只有道德而没有真理追求的哲学。“穷理致知”难道不是一种对于终极真理的探索?“慎思明辨”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于独立思想的宣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熏陶,给了我们这一代人一种深刻的责任感,责任感推动着社会进步。 头发没吹干,我就离开温泉上路了。车窗打开,阳明山的风带着树的清香。阳明山,原名草山,蒋介石以王阳明的名字取代,同时把这条主要的山道命名为“仰德大道”。我,原来一直在“仰德大道”上成长。 转入山坡小道时,我想的是,如果YP和我是在“自由”和“真理”的校训而不是“礼义廉耻”的校训下培养出来的人,我们星期天那通电话的内容和基调,会是什么样的呢? 《财经》杂志<div id=[/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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