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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陶渊明与谢灵运田园山水诗比较 [打印本页]

作者: whinynetty 时间: 2009-9-19 19:40
标题: 陶渊明与谢灵运田园山水诗比较
　　谢灵运和陶渊明是我国晋宋时代两位著名的诗人。陶谢二人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存状况不仅决定了他们分别以田园和山水作为其创作题材，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使“山水”和“田园”从此登上了诗坛，而且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他们诗作的不同艺术特色，给当时“玄气”弥漫的诗坛，带来缕缕清新，使诗歌创作恢复了生命的活力，他们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田园诗”和“山水诗”的开山始祖。　　陶谢田园山水诗出现迥然不同的特征是由于其人生经历和生存状态的巨大差异。　　陶渊明出身没落地主家庭，青年时代家境很贫困，他热爱淳朴的田园生活，与充满虚伪机诈的黑暗官场格格不入，在儒家文化的教育和影响下，他也曾高唱“猛志逸四海，赛翩思远蠢”（《杂诗》其五），也曾为了建功立业完成社会使命而告别了田园，踏入仕途，争取在有限生命内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29岁开始出仕，不久就辞官归隐。此后，他又做过几任参军一类的小官，每次时间都很短。在这十几年中，他的经济状况不断下降。41岁时，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80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官场的蝇营狗苟，构陷倾轧，使他深感“愧平生之志”(《归去来兮辞》)。几经体验，他终于感到“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挨饿受冻尽管痛苦，但违背自己的本性更让他难以忍受。终于，他恍然大悟：高贵的心灵不能为“形”所役，沦为“形”的奴隶。更何况“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归去来兮辞·序》），为了区区爵禄，而不得不降心屈节，躬逢迎去，俯仰由人，让自尊的灵魂备受精神的折磨，让自己的自然本性受到羁绊，这更是可愧可耻的。他不愿生命做无意义的消耗，不愿自我在这里完全失落，所以，他要重新寻回失落的自我，回归自然，回归田园。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五斗米折腰”。63岁时，他在贫病交加中离世。诚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所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不要，所以高于晋宋人物。”他能以任自然而为化的态度对待这一切，真正做到了回归自然。　　而谢灵运谢灵运出身南朝世族陈郡谢氏一脉，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物质财富，“袭封康乐公，食邑二千户”，优越的家庭条件和极好的个人天赋给了谢灵运无穷的才气与智慧，也使他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在他的《赠安成》其二、其四中写道：“抚翼宰朝，翰飞戚蕃。佐道以业，淑问聿宣”，“明政淳化，矜恤载怀，用掇良彦，循我人黎。”和众多富有进取精神的士大夫文人一样，他也希望能辅王庙堂、功就边蕃，期盼能济政淳风、恤民安邦。但现实与理想总是存在着无法消除的鸿沟，那时正是晋宋易代、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时期，由于旧士族与新贵之间存在着尖锐而激烈的矛盾和斗争，宋初刘裕采取压抑士族的政策，在其王业一步步隆盛的过程中，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王、谢等大族。刘裕登基后，一方面要利用谢氏家族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要尽量削弱其政治势力，这使得谢灵运因家族背景而不可能得到刘宋皇朝的信任与重用，他因此也由公爵降为侯爵。并且，无论是武帝还是文帝，都只把谢灵运当作一个文学弄臣。《宋书·谢灵运传》载：刘裕在位时，“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换了文帝，也是“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谢灵运的仕途充满了坎坷与不得意，空怀济世之志，而无用武之地。他对这种现状自然不可能泰然处之，如他自己所说：“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登池上楼》）。政治上的不得意，自然使他心怀愤恨。《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为求得生存,表面上他又只能逆来顺受,称臣而已。但骨子里则实在是不肯俯首下心、阿谀悦颜。为了回避政治上的风头浪尖，为了平衡内心的激烈冲突，他只得采取隐于官的处世哲学，身在官场，情归山水，既求得心境的一时安宁，又达到远祸全身的目的。因此，谢灵运向往山林的心情很复杂，既有不满刘宋王朝对自己的政治待遇，以此显示不愿与新政权合作的愤激，也有其本身对隐逸逍遥生活的羡慕，然而终是纠缠着对人生世事的放不开。　　正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状态，反映在其诗歌里便呈现出不同的情感倾向和艺术表现手法。穷途多厄的陶渊明最终能平心静气地把自我融入田园，在理想化的田园中完成自身的审美追求，因而诗歌情感平淡自然，并达到了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富贵多难的谢灵运始终没有摆脱世俗功名的诱惑，诗歌中常常流露出一种矛盾痛苦的心情，而将自身置于山水之外，无法于山水真正的合而为一。　　陶渊明是自然的参与者。他高唱着《归去来兮》：“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田园将芜胡不归”，永绝仕进之路，回归田园，于“人境”处，结草庐一间，心远世俗尘埃。他的归耕不仅是对黑暗现实的抗争，也是对入仕人生的一种超越，意味着一种新的人生选择，一种新的价值取向。他的归耕，是直接来到社会生活的底层，与广大农民一起，直接参与到田园生活中。他经历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等农业生产过程，他“开荒南野际”，“种豆南山下”，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正因为他正真地参与到自然田园之中，他才能够在自然的运化中体悟人生，获得人与自然相冥契的心境，领略生命扩张、消融，并最终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快感。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陶渊明认为，人秉受天地之气而生，“茫茫大块，悠悠高曼，是生万物，余得为人。”人死也不过是复归自然：“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其三)人的生存也应顺应自然之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神释》)“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分，常傲然以称情”（《感士不遇赋》）。正是这样的参与，使得其诗歌具有了自然朴茂和物我相融的特色。他在与宇宙大化相融合中，培养出朴素自然的审美情趣，在他所开创的田园诗里，直写胸中天地。他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和普普通通之事，把那些最能引起自己思想感情共鸣的东西摄取到诗中来，把自己的形象和感情寄寓在所描绘的田园景物中，通过它们来表现自己坚贞孤高的品格和爱好自由的感情，并能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达到物我无间的地步。故梁启超盛赞其“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觉人生的妙味”[1]。　　谢灵运则是自然的欣赏者。“性豪奢，车服鲜丽”的谢灵运有优渥的经济条件保证其能自由自在地寻幽探胜，其颖悟聪明的才性又使他对山水有独得的观察和体会，其出身世家大族和怀抱匡时济世之志，使他与田园拉开了距离，而将游览名山大川作为摆脱痛苦的凭藉，用描摹山水来抚平心中的愤恨。他模山范水，穷形尽相，极貌写物，力争造化之功，以臻神似之境。故白居易有诗云：“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木。岂惟玩景物，亦欲摅心素。”(《读谢灵运诗》)然而，这却使他在享受山水情趣的同时,仍旧念念不忘仕途的得失,无法全身心投入山水之中。因此，自然山水不是他诗歌的终极本体，而只是他生活中的点缀，欣赏山水不是他生活的全部，而是其优雅情趣的表现。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山水的描绘多是站在山水之外进行的，诗人与山水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相对的，山就是山，水就是水，我就是我，主客体截然分开。并且，其山水诗常常分为描绘山水和发表议论两个形式化和固定化的部分。这就使得他的山水诗往往缺乏生气贯注的生命整体美，也正因为如此，谢灵运的山水诗难以达到物我两忘或物我相融的境界。　　陶谢两人不同的情感倾向和艺术表现手法，最主要表现在其诗歌描写的写意与写实上。袁行霈先生说过：“陶氏写松意不必在松，写菊意不必在菊，写归鸟不必在归鸟，言在此而旨归于彼。但谢氏则写风就是风，写月就是月，写山也就是山，写水亦就是水。”　　陶渊明的诗歌重写意。他注重言外之意，充分发挥语言的启示性。诗歌语言虽然极其平淡普通，但却经过了高度的艺术提炼。他看似不经心地随意点染，却表达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涵意蕴。最能代表其诗歌特色的诗作是享誉盛名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诗歌用草庐、菊花、山川、飞鸟，这些极其平凡常见之物，创造出一个极其宁静平和、纯美安闲的诗意的精神境界。在这里，有“采菊”的事，“悠然”的情，南山和飞鸟，还有“心远地自偏”与“真意”的悟叹。外在的事与景、内在的情与理的谐地统一，构成了意味深远的意境。诗人突破事物外在表现形态的局限，不着重于事物外形的摹写，而是提炼形象，使之表现自己的精神境界。然而，他的这种表现并不是刻意为之，他绝机心而近天真，是心中笔端的自然流露。诚如元好问所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诗人采菊东篱，本自优雅闲逸，心境冲淡，然而归林的飞鸟自由轻灵，静穆的南山气韵生动，在诗人不经意的一举首之中，呈现出大自然的丰博美妙、自然和谐，引得诗人砰然心动，而此中“真意”则“妙处难与君说”。正是沈德潜《说诗淬语》所谓：“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正是体悟到其心志与文思的高妙拔俗。此诗的构思看似自然随意，实亦颇见匠心，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言：“‘意’字从上文‘心’字生出，又加一‘真’字，更跨近一层。则‘心远’为一篇之骨，而‘真意’为一篇之髓。”诗歌语言看似朴素自然、平淡无奇，实则达到了精练传神、含蓄蕴藉的境地。正如苏轼对陶诗之评价：“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2]。　　谢灵运的诗歌则重写实。其山水诗多记录其亲身游历的经过。他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画，而这些山水景物又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是诗人描摹的客体，在谢诗里，山姿水态已占据了主导地位，穷貌极物成了主要的艺术追求。陶诗里相互交融的情景，在谢诗里割裂了。谢灵运着力地勾勒描绘，他所描绘的自然风光，都是诗人以其敏锐的感触，剪取、再造成各具特征的精彩片断，从而将山水、四时、朝昏、阴晴的变化一一再现出来，达到了巧似的地步。他没有进入陶诗的浑然一体的境界，他却把景物分解成一个又一个镜头显示给读者。谢灵运的诗歌语言是写实性的，充分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语言的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谢灵运又是一位画家，因此他对构图的色彩、光线明暗、层次远近等都有敏锐的感受。以色彩的富丽来表现山水景物的如：“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登上戍石鼓山》)，“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以光线明暗来表现山水景物的如：“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去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以景物层次远近来表现的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等等为数众多的诗句，很容易使我们想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同是以画家手笔为诗王维。而当时士人绘画求“真”求“形似”的美学观，也对其创作态度有莫大影响。推之及诗,对于所表现物象的“形似”的审美要求，就成为“极貌写物”、不遗毫发的真实再现，形成“写实”的创作手法。　　虽然，陶谢两人的宦途都充满了波折和坎坷，但两人毕竟踏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陶渊明能将功名富贵之心排出心外，而将田园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理想王国，因而能平心静气，少做作、少夸饰地展示真实的自己，融于自然，悟出自然之理，浑然天成。而谢灵运执着于功名利禄，纵情山水自然只是他寻求解脱的手段，而艺术上也更多地体现贵族文人的富贵之气，以及对自然极貌写物地细致表现力，却使得其山水诗很难那种浑融无间的境界。然而，无论如何，陶谢两人都为中国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为中国文学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hr size="1" />[1]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2]《东坡题跋》卷二《评韩柳诗》

作者: davitsjade 时间: 2009-9-19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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