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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heepflint 时间: 2009-9-20 00:06
标题: [转帖]穿青人历史[爱心纳雍论坛（关注纳雍贫困儿童，关注纳雍失学儿童）]
穿青人历史一、族称穿青人大部分自称“穿青族”（亦写作“川青族”）或“青族”，部分自称“杀天苗”，有的也称“民家”。各少数民族对穿青人则有不同的称呼：剪发仡佬称穿青人为“褒沙”，披袍仡佬称穿青人为“沙越”，苗族称穿青人为“撒格娄”，彝族称穿青人为“撒娄米”或“撒土”，布依族称穿青人为“戛敖”，蔡家人称穿青人为“库来”。历史上，穿青人曾经有过多种称呼。明代称为“土人”，清代称为“土人”、“里民子”（笔者按：有的史书记为“黑民子”，可能为“里民子”之误）、“土老”、“羡民”和“穿青夷民”等，民国时期被称为“通背猴”。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穿青识别组认为“通背猴”称谓与穿青人的信仰有关，即穿青人先民古时崇拜山魈为神，以猴为自己的民族图腾，自认为是“山魈人马”，岁首“迎山魈”，故被辱称为“通背猴”。中央民族大学杨然博士则认为该称谓是由穿青人的虚构祖先的“通陛侯”封号而来。不管“通背猴”称谓的来源如何，但可以肯定它是统治者对穿青人的侮辱性称谓。解放初的民族识别时期，广大穿青人群众自称为“穿青族”或“青族”，但由于其民族识别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故学界按照学术习惯称其为“穿青人”。从那时起，“穿青人”成为民族研究中的一个范畴，也逐渐被相关政府部门采用，逐渐地也为人们所熟知。二、历史渊源关于穿青人的渊源问题，学者们看法不一，尚未达成共识，但各种说法都普遍认为穿青人与明代贵州的“土人”有密切关系。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及笔者掌握的资料，明代贵州“土人”最早见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该志《思州府》条载： “旧志：土人每岁自正月元旦为始，每晨汲后不许更汲，浣污秽其河。来者亦不许入其村落，有犯则以为不祥，群砦责之，如是，忌者凡一、二、七始解。” 同条引《寰宇志》载： “……沿河、务川者曰土人，有土语，彼此不开谙，惟在官应役者为汉语耳。” 由上记载，可知“土人”在弘治之前已见诸于史志，还可知思州为“土人”的居住地。后来的史志也有类似记载。万历郭子章《黔记》载：“贵州本夷地，一路诸城外，四顾皆苗夷，而种类不同。自贵阳而东者，……曰土人……皆黔东夷属也。”“土人……在施秉县者多思播流裔。” 清康熙田雯《黔书》亦载：“土人所在多有之……在黎平府曹滴司者多思播流裔。”清光绪《水城厅采访册》亦曰：“土人，系思播流裔。”不难看出，几乎所有的史书、志书都一致地记载穿青人先民“土人”为“思、播流裔”，也就是说“土人”曾经在“思、播”之地居住过是无疑的。 “思”为思州，“播”为播州，为唐宋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在贵州东部和北部地区设置的两个羁縻州。思、播两州均始置于唐代贞观年间。唐代，思州“领三县：州治务川县，今沿河北部；思王县，在今沿河、思南间乌江东岸；思邛县，今印江”；播州亦“领三县：州治遵义县，在今遵义县东北；芙蓉县，在今绥阳西北芙蓉江北岸；带水县，在今桐梓东南境”。宋代，思州领务川、邛水、安夷三县，务川为今务川，邛水在今石阡西南，安夷在今凤冈东南；播州领“一州四县一砦：州治播川县，今遵义县；遵义砦，今遵义市；绥阳县，今绥阳；鼎山县，今桐梓；珍州治乐源郡。”元代，思州领一宣抚司、二府，其地“大致东起湖南永顺、保靖，西迄贵州务川、凤冈、施秉一线，北达重庆酉阳，南至黔南荔波、从江，几乎占有贵州的三分之一兼及湘西之一部”；播州领一宣抚司、三府，其地东达石阡，西临赤水河，南至福泉，北抵南川。明初，元末一分为二的思州、思南二土司因争沙坑地而相互仇杀，明王朝以此为借口，废除了“二思”。至此，思州冰消玉解。明后期，播州土司杨应龙起义，明王朝派李化龙、郭子章对其进行镇压。杨应龙起义被镇压后，明王朝遂革除了播州土司，派流官进行治理。对思、播两州设置的历史及其地望的回顾，可以看出思州、播州的领地为今黔东、黔北、湘西及渝东的大部分地区。史志载穿青人先民“土人”为“思播流裔”，即是说他们是思、播土司管辖下的土民之一。又据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穿青识别组的调查，穿青人的“老辈子话”“现今仍流行于湖南的会同、靖县和贵州的黎平、天柱、锦屏、三穗、镇远一带”，“龙姓家谱中亦有‘先至黄平州居住，又迁龙里城数年，又移黔省龙井巷’的记载”，加上穿青人现仍牢固保持的五显神信仰曾在“土人”中盛行，说明了穿青人的先民“土人”的确在黔东、黔北、湘西及渝东一带生活过，也证明了穿青人确为“土人”之裔。然而，“土人”又是由何种族群发展而来，史志却鲜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土人”的居住地入手，探讨“土人”的来源。“土人”居住的湘、黔、川、渝交界一带，一直都是古代僚人的聚居地。晋张华《博物志·异俗》载：“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獠子”。据王文光、仇学琴考证，魏晋时的荆州即今天的重庆东南、贵州东部，并由此向西到蜀地。根据史志的记载来看，湘、黔、川、渝交界一带实际上是僚人的核心居住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夜郎者……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夷，为牂牁郡，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立为后。”梁人李膺《益州记》载：“李雄时曾遣李孝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既篡位，……又从牂牁引僚入蜀，自象山北，尽为僚居。”武帝在僚人居地设置郡治，并封王，以及李雄从牂牁引僚入蜀，可见牂牁僚人之多，亦说明牂牁为僚的核心居住地无疑。《新唐书·南蛮传下》记载当时影响最大的“南平僚”曰：“南平獠，东距智州，南属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户四千余”，其分布地是今天的“川黔湘三省连接地区延至广西玉林一带”。以上材料说明，被称为“思、播流裔”的“土人”的分布地域与僚人的分布地域基本上是重合的。据王兴骥先生考证，统治播州700余年的播州杨氏族属为僚，其治下的民族也主要是僚人。值得注意的是贵州普定补侬区的龙姓穿青人说他们就是杨应龙的后裔，织金县以那镇杨保寨的杨姓穿青人也说他们是播州杨保的后代。此外，穿青人对僚人“畏鬼神”、“重淫祀”、“俗皆妇人执役”等习俗均有不同程度的继承，思播之地有大量五显庙、以及穿青的五显神信仰与当地“放五猖”习俗的密切联系等等，这些文化现象均可以佐证穿青人与僚人的渊源关系。综上所述，关于穿青人的族源问题，可以上溯到魏晋时期的僚人。历史上，穿青人的先民与其他民族频繁接触、交流，故其他民族也部分地融入了穿青先民之中，但可以肯定穿青先民的主体是僚人，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今天的穿青人。三、迁徙与发展史书及穿青人的家谱记载均反映了穿青人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族群，她们从今四川东部南下，进入贵州，又从贵州东北部和东部迁到贵州中部，再迁入崇山峻岭的黔西北，最后定居下来，形成了今天穿青人的居住格局。僚人在历史上备受压迫，也不断起来反抗。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帝攻青衣，雄张僚僰”，说明僚人在开明帝时期就遭受征伐。《三国志·蜀书·霍峻传》记载：“时永昌郡夷僚持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太首，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同书《张嶷传》注引《益州耆旧传》载：“牂牁、兴古僚复反，忠令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表明统治者对僚人征伐的频繁，破坏之严重。在此情况下，部分僚人被迫与汉人融合，部分则远徙他乡。随着汉人势力的南移，部分僚人亦相应的南退。唐僖宗年间，当地僚人首领杨端开始统治播州地区。宋大观二年（公元一一零八年），播州土著首领杨光荣、杨文贵等归顺宋王朝，宋王朝采取“以夷制夷”之策，仍令杨氏治理播地。元至元十四年（公元一二七七年），杨邦宪归顺元朝，仍袭播地治理权。明洪武五年（公元一三七二年），杨铿归附明王朝，朱元璋授杨铿“金牌银印铜章衣币等物”，诏杨铿仍领播州。明后期，封建统治日趋腐朽，统治播州的杨应龙打着“擒王剿叛”的旗号起兵发难。明王朝得知杨应龙起兵后，急派四川巡抚李化龙与贵州巡抚郭子章前往镇压。李化龙与郭子章一方面安抚可能参与起义的水西安氏，一方面积极备战。万历二十八年（公元一六零零年），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明军于二月十二日兵分八路围攻杨应龙的起义部队。海龙坉一役，杨应龙“自焚而死”，其子杨朝栋、杨以栋等二十余人被生俘，杨应龙起义失败。起义的失败，给当地僚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李化龙《平播全书》载：“播土旧民，自迹酋夷之后，大兵征讨之余，仅存十之一二耳”，可见僚人被屠戮之严重。有幸活下来的僚人亦多被迫迁离家园，分布于贵州各处。曾参与镇压杨应龙起义的郭子章在其《黔记》里记载：“土人，在新添司者，土官与卫人间通婚姻，岁时礼节渐染华风。在施秉县者多思播流裔，以九月祀五显神，远近邻人咸集，吹匏笙，连袂宛转，以足顿地为乐，至暮而还。在邛水者，性刚悍，好斗战，出入不离刀弩，每二年杀牛一祭先祖，聚邻境寨峒男女会饮，尽醉而散。在曹滴洞司者，出则男负竹笼，妇携壶浆同行，葬以鸡卵卜地，不破云吉地，葬之。”清楚说明了“土人”的分布情况，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土人”仍主要分布在黔东。随着明王朝“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汉人开始涌入该地区，于是大量“土人”又被迫迁入黔中及贵州各处。迁到贵州各处的“土人”，部分因和其他民族杂居而融于其他民族（如清道光《贵阳府志》载：“土人，在贵筑，广顺，贵定昔有之，今已变汉矣。”），部分则从黔中迁入彝族统治下的水西六目地区，这在穿青人的家谱中有清晰记载，如李姓“始祖”李代龙迁清镇三寨虎场、卢姓“始祖”卢复胆迁平坝县齐百房茅草寨、龙姓“始祖”龙天鳌迁清镇苟找园、张姓“始祖”张胆迁清镇沙鹅、陈姓“始祖”陈大金迁大方六龙等。然而，她们在水外六目居住的时间并不长，随着水西安氏的式微，水外六目地很快为明王朝的屯军和移民所占据，她们又被迫随彝族一起迁入水西腹地的织金、纳雍、大方等地。此情况，穿青人的家谱同样有记载，如张姓“四世祖”张洪猷迁织金化起，陈姓“四世祖”陈进德迁织金大猫场大水田，何姓“四世祖”何士通迁纳雍水淹坝，王姓“五世祖”王思周迁大方六龙等等。迁入水西腹地的“土人”，因环境的相对安定而逐渐发展壮大，在明朝中后期已成为水西地区的重要族群之一。清初的古彝文《水西传全集》载：“在阿比纳由，啥土六百万。”“阿比”即今“织金”，“纳由” 即今“纳雍”，“六百万”非实数，但可以看出当时居住在水西腹地的穿青人确实不少。清康熙三年，水西宣慰使司宣慰使安坤密谋反清，清廷令吴三桂领云南、贵州各镇守兵讨伐安坤。清军进入水西地区后，遭遇了当地各少数民族的英勇抵抗，流传于水西民间的《水西传》里记载： “黑种白儿难记数，蛮头仡佬多少人，罗儿蔡家仲家子，穿青苗子数不清，大家披挂带军器，阿呼连天就起身。 …… 白倮儿黑倮儿几面扎下，侬家子蔡家子把守屯门，大方人沙漠狗照应前后，砍箐苗花仡佬守护箐林，仲家子和穿青四面望哨，阿户官沙领兵守夜暮濯。 ……” 在各少数民族的联合抵抗下，吴三桂所率之清军一度被困于果勇底二月有余，陷于粮尽援绝的境地。然而，由于叉嘎那密通清军，致使水西各少数民族的反抗最终失败了。清军得胜后，对当地各少数民族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和残酷的镇压，《水西传》记载： “放火烧死侬家子，倮罗仡佬多少人，加弯烧了八十户，以那烧了几十家，穿青烧了无其数，苗子仲家总灭门。 …… 你看汉人心肠毒，侬仲倮女遭他瘟，蔡仡穿青都抢去，苗家也抢好些人。 …… 倮儿女蔡家女并行抢来，仡佬女仲家女一扫烟尘，黑种女穿青女拿来做伴，偿你们一个兵一个妇人。 ……” 显然，此役是水西各少数民族与封建统治势力的斗争，也是具有民族性质的斗争。此次斗争，水西各少数民族备受摧残，元气大伤，再无力量组织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同时，清廷亦采取给水西各民族以“耕牛、种子、发粟赈救、减免秋粮二千石，奖励垦荒”等措施全力恢复当地的社会生产。因此，此后的两百年间，水西地区再无大的战事，水西各民族亦借机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穿青人自然也趁此良机获得了新的发展，并形成了穿青人当前的居住格局，对此道光《大定府志·疆域志》有非常明晰的记载。清朝后期，清廷统治日趋腐败，加上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水西地区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起义。穿青人成立了自己的军事组织，举起了起义大旗。光绪《平远州志》载： “壬戊同治元年，穿青民及龙杠作乱。先是道光二十八年，归集界土目安廷佐与安廷伦争产械斗，名曰打龙，号矛杆长者曰龙杠，短衣大辫，裤宽三尺者曰龙杠客。……时平远（今织金）有穿青夷民，尚巫教，喜争斗，自龙杠名起，皆翕然从之。……聚众愈多，杀掠四起，遂与兔场（今纳雍）老凹车等处杠匪约为乱，汉民受害甚多。” 一时间，穿青人领导的“龙杠起义”声势浩大，涌现了一批穿青人的民族领袖，如织金县的陈有梅、李大斗，纳雍县的张油客、卢惠聪，大方县的黄老歪等。很明显，此次起义是穿青人反抗清统治者的战争，也清楚地表明了穿青人与汉人的民族隔阂。起义最后虽以穿青人起义领袖的大量被杀而告终，但却沉重打击了清廷在黔西北的腐朽统治，有力配合了整个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运动，同时也使统治者认识到了“穿青”这个族群的存在。因此，从那时起，史志对穿青人的记载开始大量出现。以上是穿青人在贵州的迁徙及发展的基本情况，其具体迁徙情况也可以从她们的《五圣酬恩科书·五圣二郎殿》里“二郎爷耶”的“路引”得出某些线索。该“路引”是这样的：“二郎爷耶一湾湾到西川→搬竹园→老凹国→贵州→西门→头桥→二桥→三桥→三步狗场→清镇→鸡昌桥→抄纸铺→老王冲→徐官坝→九眼井→泥窝→高邦→阳雀→波渡河→大牛场→牛昌河→四方井→杨柳河→夜摸寨→黄泥井→官寨新场→犀牛望月→萝葡寨→八步→石丫口→和尚庄→底那河→□那戛→松树平→那巴桥→义那河→平寨牛场→老凹坝→卧寨→高枧。”该迁徙路线中，除“搬竹园”和“老凹国”二地待考外，其他地名均为四川和贵州的真实地名。而且，此迁徙路线与穿青人先民的迁徙情况基本相符，特别是后期的“那巴桥”、“义那河”、“老凹坝”、“卧寨”、“高枧”等地现今仍然为穿青人的主要聚居地。由此可见，该迁徙路线当是有一定可信度的。综上，笔者认为，穿青人先民约在魏晋时从四川东部一带南下进入贵州，此后至清朝一直在贵州大地上辗转迁徙，不断与其他民族接触和交流，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今天贵州的独特族群——穿青人。（李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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