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需要抹平教育产业化的伤痕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者按　　刚刚发展数年的大学“教育产业化”似乎留下诸多伤痕：大学扩招“大跃进”，大学攀比升格和盲目合并，“大学城圈地运动”等等，当中国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型到大众教育的同时，也潜伏了许多隐患。　　发展教育产业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化”字。在许多国际组织的统计分类中，教育均被列为“服务产业”、“第三产业”。实际上，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的基本态度，是承认教育具有产业属性，尤其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留学教育等。但从维护教育公益性的角度出发，反对提“教育产业化”，认为所谓的“化”，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意。　　时下主流的意见认为，教育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它既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又有私人产品的性质，前者表现为教育的一部分收益外部化，形成社会收益，后者表现为其一部分收益内部化，形成个人收益。尤其是对于“我的大学”而言，则是真实写照。　　风向变了　　至少在教育部。进入2004年，一连有三位教育部高官发言否认或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部部长周济、副部长张保庆和吴启迪，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场合不约而同地表达着同样的观点。　　有关人士由此认为，这些同一个声音的背后，凸现的则可能是在进行了大约5年的教育产业化探索之后，中国政府有可能修正这一将中国教育陷入泥潭的政策导向。　　延伸阅读：教育部副部长：坚决反对把教育产业化　　教育产业化“三宗罪”　　在一年多时间里，几个严重事件使民间对教育产业化的批评达到了高潮。　　其一是“景统仕自杀事件”。陕西榆林一位生活贫困的农民景统仕，在女儿景艳梅2003年高考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后，为了凑足1万元的学费，一连外出几天借钱无功而返，为了给景艳梅上大学申请资助，景统仕又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自己家境困难，然而这个章居然也没有盖下来。2003年7月14日，景统仕喝下农药自尽。　　其二是“北航广西招生丑闻”。今年高招期间，广西一位考生家长“李先生”向媒体揭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庞宏冰等人向其索要10万元，以此作为录取该考生的条件，并以“退档”相要胁。　　其三，今年5月份，在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刮起的“审计风暴”中，对南京、杭州、珠海、廊坊4个城市的“大学城”开发建设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初步发现两大问题：一是违规审批和非法圈占土地问题突出。二是“大学城”建设贷款规模过大，存在偿贷风险。　　这三件事正好对应着教育产业化在中国大陆所产生的三大恶果：教育不公、教育腐败和教育产业泡沫。　　以“大学收费”为主要特征之一的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主张受教育者与政府共同承担教育成本，这一思路可能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在操作中遇到了农民和下岗工人绝对贫困化的问题，可能有至少10％左右的中国家庭根本不可能支付得起高昂的大学学费，使得他们事实上被剥夺了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这造成了违犯宪法的教育不公平问题。　　北航的“招生丑闻”只是中国教育腐败的其中一个例子而已。其它诸如卖文凭、强索赞助费、学术腐败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都使教育在中国背负骂名。　　而教育产业泡沫化现象在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显著。其表现一是大学扩招“大跃进”，一是大学攀比升格和盲目合并，大学改名成风，“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或“航空母舰”，再一就是“大学城圈地运动”。　　其中，从1998年到2002年，我国大学扩招完成了一场大跃进，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录取新生108.4万人，当年毛入学率为5.4％，四年后的2002年，当年录取新生321万人，毛入学率达到15％。这一切在短短的4年内发生：大学在校人数增长了一倍多，然而政府的经费投入并没有同步增长，而且这投入还主要集中在了十几所名牌大学和部分进入211工程的高校。　　这是最好的年代，然而也是最坏的年代。　　国家义务与家长义务　　时下，教育部高层针对“教育产业化”的表态，很快被引入了一连串的追问：教育部没提过教育产业化，可是这五六年的“教育产业化”现象谁是始作俑者？是谁吹起了产业化的泡沫？谁该对它负责？教育部为什么不早点叫停它？教育部现在该采取什么措施制止？中国的教育改革何去何从？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产业化”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一步步合理推导出来的结果。　　就高等教育而言，有学者把从1985年作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起点至今的20年发展历程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5－1992年，以1985年中央出台《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主要是扩大高校自主权。　　第二个阶段是1993－1997年，以1993年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指导思想，突出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建设“国家统筹规划、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新体制，解决以往“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强调“共建、合作、合并、划转”，促成学校间基于社会需要的合作办学等。　　第三个阶段是1998年至今，改革重点是理顺教育部、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在教育管辖权上的关系，除教育部保留72所高校和其它11个部委保留40所高校外，将300多所部属高校划归地方政府管理；促进学校之间的合作与合并，扩大学校规模，实现联合办学，资源共享。　　从整个改革过程的逻辑链条可以看出，社会上所批评的教育产业化，大部分举措都是沿着这一逻辑链走下来的。问题出在哪里？　　记者查阅了1998－2004年国内教育理论界对“教育产业化”的论争过程，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教育到底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或者是准公共产品，那么它是偏向于公共性，还是私人性？如果它偏向公共性，那么它与市场化是否不兼容？如果与市场化兼容，市场化或产业化的程度以多少为宜？　　如果教育是公共产品，那么就应该完全由政府埋单，如果它是私人产品，那就应该由受教育者自己掏腰包。时下的主流意见认为，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它既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又有私人产品的性质，前者表现为教育的一部分收益外部化，形成社会收益，后者表现为其一部分收益内部化，形成个人收益。　　那么，是偏向公共多些呢，还是偏向私人多些？北师大教育经济研究中心袁连生教授答曰：“从公共经济学的观点看，不同阶段或种类的教育，所含公共产品要素的比重是有差别的，一般认为，义务教育所含公共产品要素的比重最大，高中次之，大学再次之；但从社会伦理学角度来说，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是不可取的。”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国《义务教育法》第10条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又在17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以收取杂费。这就是我国大部分小学和初中收费的根源。　　袁连生教授说，“政府有关部门从未正式对学费与杂费的区别与联系作出解释。从费用的性质看，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杂费其实也就是学费。”有人在互联网上批评说，“我国的义务教育从国家的义务变成了家长的义务。”　　而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其公共性因素最低，这直接导致了“教育产业化”主要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10年间中国大学学费的水平大踏步上升：1989年国内高校试点收费时，一般学杂费100元／年，到1993年全国高校平均学费已涨到了610元／年，1995年1124元，1997年1620元，2000年已达3550元，2001年又普遍上涨到5000元左右。这种涨幅肯定既超过了中国物价上涨的幅度，也大大超过了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　　尽管教育部于2000年，参照国际上部分国家高等教育学费一般都在全部教育成本的25％左右的做法，规定“高校的学费占其年平均日常运行费用的比例按25％掌握，未达到25％的可以提高到25％”，但是中国大学的运行成本究竟为何，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更何况，国内学者普遍质疑，大部分高校成本的测算方法有许多不合理之处。　　并且，25％的规定还导致了另外一个怪圈：许多高校以此为由大量举债扩张，并把这些基建投资摊入教育成本，借而提高收费价格。　　因此有学界建议，“私立大学可以按市场价格收费，公立大学不应该收费，至少应尽量少收费。”但是高校的领导人却显然十分急于收费扩张。　　直到“教育产业化”被搞到现在的声名狼藉，许多学者已愤起强调教育哪怕是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性质。　　接下来政府会有什么举措？自由派经济学者已在担心，政府对政策修正的结果会使中国的教育改革走回头路。　　延伸阅读：评论：否定“教育产业化”能否缓解贫困生压力？　　以“教育产业化”的名义　　外贸不力，内需不振，普遍被认为是1998—1999年间倡导“教育产业化”外在因素。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靠外贸拉动的经验受到了挑战，转而寄希望于拉动内需来刺激增长，然而当时国内需求却十分乏力，国民有高达6万亿元的储蓄却不肯从银行里拿出来消费。　　于是有经济学者献策：以教育产业拉动内需，因为教育收费将是逼使国民消费的好办法，中国人向来哪怕省吃俭用，但孩子上学的钱断然不会省的。　　无论如何，当时最经典的测算是这样的：“以每年25％－30％的扩招速度，三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从每年200万人扩大到400万人，新增学生全额自费，即每人年均缴学费1万元，每年可收取学费200个亿，这部分学生在校增加消费40亿，根据我国的投资乘数估算，这240亿可拉动1000亿的投资和最终消费……”　　这样的测算没有考虑到1万元对一位靠种2亩水田过活的湖北农民意味着什么。　　因而也有人说教育产业化失败就失败在：刚好从2000年左右开始，中国农民收入连续几年不增长甚至负增长，陷于相对贫困的窘境；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国企改革也进入了攻坚战，产生了大量极贫的下岗工人。　　但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对记者说：“我觉得这些都是表象，真正的根源是：政府没钱或者不愿意出更多的钱，却又急于实现教育的高速发展，于是以教育产业化的名义将成本转嫁到国民身上。”　　2003年9月9日－21日，联合国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中国教育状况，她指出，“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GDP的2％，而且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它来源来补上。”　　1993年2月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高了该投入目标，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应达到4％。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1992年这个数字是2.73％，1995年2.46％，1996年2.44％，1998年2.55％，2001年2.3％。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先生据此测算出，从1985年到2003年，政府欠教育的经费总计为10100亿元。　　不过一个好的信号是，最近两年政府在急速加大教育经费的支出，200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已高达3.6％左右，比上一年2.6％增加1个百分点。新一届政府既然确认教育投入是政府的主要工作，相信教育经费在未来几年内仍会较快增加。这意味着教育欠账将逐步得到填补，教育产业化带来的伤痕也许会渐渐抹平。　　当然，新的问题也来了，连续几年大跃进扩招，虽然使大学毛入学率从5％上升到了15％，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型到了大众教育，但是从2002年起，决策层要开始为大学生的就业头疼了。<div id=[/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