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意识与中国崛起

悲情意识与中国崛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就有忧国忧民的情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一诗所表达的就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对人民的悲情意识。民族悲情意识自古有之，但自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发生以来，中国人就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伤痛。从1840年至1945年，中华民族一直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长达百年之久。在此之前，中国人从来没有置身于世界的民族悲情意识（这当然不包括中华民族内部矛盾中产生的民族间悲情意识）。一百多年里，无数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饱尝灾荒、战乱的苦难。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人平均寿命不到35岁，已与人类初生时代的自然寿命相当。那一场民族灾难是中国人永远无法忘记的，历史无论前进多少年，历史的悲情意识都会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牢记在心。悲情意识已经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最为厚重的一个部分。悲情意识，是一个民族对于苦难命运的历史记忆，代表着一个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那一段让中国人无比感伤的历史是如何写成的呢？这个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未来中国每个时代都要追问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中国正在崛起的黄金机遇期。在19世纪之前，中国并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甚至在世界上一直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中国创造的灿烂文明曾经令西方人十分向往。中国与西方很早就有文化的交流，除了中国人、阿拉伯人通过陆上与海上的“丝绸之路”与西方人开展贸易外，蒙古人通过对西域的大规模战争更是推动了中西文化间的加速交流。史料记载，正是传说中东方文化的神奇与完美，才激起了西方人探索世界的热情，促进了西方人对新航路的开辟，从而导致了地理大发现。在元朝以后的各个朝代，西方人向中国派来了很多的传教士。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也将中国文明传到了西方。莱布尼茨（1646—1716）是德国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一个举世罕见的科学天才，和牛顿同为微积分的创建人。他博览群书，涉猎百科，对丰富人类的科学知识宝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莱布尼茨通过与传教士的交流，几乎全面了解了有关中国的哲学、政治与文化科学知识。他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他向耶稣会来华传教士格里马尔迪了解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包括养蚕纺织、造纸印染、冶金矿产、天文地理、数学文字等等，并将这些资料编辑成册出版。他认为中西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在《中国近况》一书的绪论中，莱布尼茨写道：“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 。“在日常生活以及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时间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莱布尼茨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毕生的努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虚心好学、对中国文化平等相待，不含“欧洲中心论”偏见的精神尤为难能可贵。莱布尼茨从一位友人送给他的中国“易图”（八卦）里受到启发，最终悟出了二进制数之真谛。虽然莱布尼茨的乘法器仍然采用十进制，但他率先为计算机的设计，系统提出了二进制的运算法则，为计算机的现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莱布尼茨清楚地看出西方文化的特长是数学的、思辨的科学，而在实践哲学方面，则西方人远不及中国。“我们从前谁也不曾想到，在这世界上有凌驾于我们民族的存在，事实上，我们发现了中国民族”。他十分推崇中国的礼仪社会，“中国在人类大社会里所获得的效果，比较（西方）宗教团体创立者在小范围内所获得的，更为优良。他们服从长上，尊重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有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莱布尼茨还对美化了的中国皇帝康熙的形象大加赞美。“那帝国的君主，由于他自身的伟大，虽则为人，却如神一般受人崇拜，一切惟命是从，这不是很可惊异的吗？这位皇帝，圣德与圣智都极端发达，遵守道德，尊敬圣贤，臣下望尘莫及，高高在上，这不是很可惊异的吗？……现在的康熙皇帝可以说是空前的伟大，他对欧洲人极其宽大，但为保持其皇位尊严的原故，不曾宣言公认基督教……这位皇帝对于人民的正义、仁爱，还有谦逊等美德，惊人的知识欲望，几乎是不能相信的。他可以不顾同胞亲王及国内高贵人物的景仰崇拜，却与南怀仁（传教士）共闭一室之中，如师生相对，每日耗费三四小时，从事机械学、数学的研究。因此他竟能了解欧几里得《几何学》的证明，学会三角术的计算，对于天文现象也可以用数学表示出来……”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西方最伟大的重量级人物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赞美之词，正是为了展现那一段不同寻常的中学东渐的历史事实。当时的莱布尼茨以及一大批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优秀的文化。普通的西方人民更是陶醉于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等等。那时西方人奉中国的一切为神明，不仅从中国“学”了四大发明，还从孔孟之道那儿“学”去了无神论或是泛神论，从程朱理学那儿“学”去了理性主义，连法国大革命也是借中国题材完成了自我革新。史料证明，古老的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同是推动西方人走出黑暗中世纪的指路明灯——只不过不断发展的西方把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那一段东学西渐的历史似乎湮灭了。这就像同为穷人时互相借点东西都是正常的。但日后其中有个穷人暴富了，穷人对别人说那个暴富的人曾经借过他多少东西，又有谁能相信呢？暴富的人显然是不会自己来说这茬子不大光彩的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国与国之间，软实力是硬实力背后的衍生价值；没有硬实力，软实力就会自行消失。莱布尼茨在赞美中国文化的同时，满怀希望地说：“中国传道者能够教给我们以自然神学的应用与实践，作为我们传授他们以启示神学的交换条件，因此中国便有遣送传道师来欧洲的必要了。”而在此时，盲目自大、沉睡不醒的中华帝国，有谁会漂洋过海到欧洲传道呢？历史仿佛是有生命的，有思想的。如果没有中西文化的冲突、交流、融合，人类的进步也许会推迟很多个世纪也难以达到今天的发达程度。吸取中国与古希腊文化精华的西方世界很快崛起，而一直漠视外来文化的中国便如死水一潭，越发显得沉沦。西方率先吸取了中国文化的精髓，而在皇权大一统的现实面前，清朝统治者着眼点根本就不是中国的发展，而是和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皇权一样，需要的是对国家、土地与人民的全方位铁筒式占有，别的一切全不重要。于是当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攻陷天朝大国时，正验证了中国“知此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的兵家古训。西方列强并不是那么可怕的，善于学习别人之长的日本很快实现了富国强兵，并且从被侵略国转而成为侵略别国的国家。而不善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在列强入侵面前只能是被动挨打了，不然，中国以国家之大，以人民之多，兼本土之利，怎么能一败再败呢？皇权的利己主义选择才是中国走向沉沦的历史根源。这就是历史的逻辑，历史的意志。当今中国崛起似乎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奔跑中的激情，一种快感。“超英赶美”正在变为现实。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悲情时刻，中西再次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已为时不晚了。文化的冲突远未结束，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加速松动之中，文化板块间的冲撞前所未有。也许文化本身并无优劣之分，这也是我在《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底蕴》一文中试图说明的问题。文化只是工具，起决定作用的是掌握文化命运的人。历史为什么要让中国人饱尝苦难的命运？想起了孟子所说的名言，“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必然有一个“地动山摇”的过程，且让今天的我们以此自慰吧！很多中国人每当听到国歌唱响的时候，心头很自然地就会浮现出那些历史的血泪画面。每当本土的中国人取得重大成就时，在美国的华侨会流下幸福的眼泪。所有这些现象的发生，也许都是历史的悲情意识使然。在中国所有的不同种类文物中，没有什么比那些代表着中国屈辱历史的文物更有价值！100年甚至于更为久远的未来，当我们的后代看到它们时，他们或许怎么也不能相信中国曾经是那么贫弱？他们会追问真的有那么一段屈辱的历史吗？历史的悲情意识是一个民族难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崛起的推进剂。中国崛起过程中还将面临各种不测的考验，中国崛起的征程任重道远。在中国崛起之前，历史的悲情意识让我们群情激昂，意志坚定；在中国崛起过程之中，历史的悲情意识让我们感到机遇难得，催人奋进；当中国真正崛起之时，在古老的中华民族一洗百年之耻之际，历史的悲情意识又让我们居安思危，倍加珍惜。这种追问是有益的，永远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