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连载：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

妨碍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关键在哪里？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思想上，在我们的观念中。因此，创新体制，一定要做到脑筋大转变，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要打破精神枷锁，冲破思想的藩篱，走出观念的误区。 　　——魏文彬语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魏文彬当了厅长，也想烧三把火。 　　可他遇到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对厅长这个职位太陌生了，就算他想烧火，也不知道火柴在哪里，不知道该往哪里点。 　　既然没有方向感，那就先摸一摸方向吧。上任后第一件事，魏文彬去各间办公室拜访。 　　进入广电系统十几年了，魏文彬还从来没有在厅机关串过门。这次他逐间办公室拜访，每进入一间办公室，所有成员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可他只是站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魏文彬不是一个讷言的人，他为什么说不出来？因为厅机关的办公条件令他哑语。 　　从经济效益极好的电视台走进了广电厅，魏文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许多人挤在一间很小的办公室不说，办公桌竟然不是统一的，什么颜色都有，油漆也不同，甚至有些办公桌，明显是修理过的，腿上露着白森森的木质。 　　他想对新同事们说：“我魏文彬向你们保证，一定要改善你们的办公条件。” 　　可这话他没有说出口，因为他没有底气。 　　据一名对广电厅财务状况非常了解的老人说，当年魏文彬上任的时候，广电厅账上只有500万元。这是前任厅长给他留下的全部家底。500万对于一个靠行政拨款维系的事业机构来说，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如果要用这区区500万来发展一项事业，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事后，魏文彬回忆说，每走进一间办公室，大家便请他讲几句话，可是他一句都讲不出来。他的脑子里，映出的是另一幅画面，那是一幅与山乡和乡民有关的画面。与这幅画面有关的关联词是三个字：五角钱。 　　这是一个极其遥远的故事，遥远得就像一张泛黄的旧报纸，像一首被人遗忘已久的老歌，就像在岁月的源头、生命的寒秋固执地定格在树枝上的最后一片枯叶。 　　那一年，魏文彬12岁，刚刚在山村读完小学，然后赤着脚，背着母亲用几块旧布缝成并且打了几个补丁的书包，沿着崎岖的山路，走向镇上的中学。那时，他太小了，也太懵懂了，并不清楚，自己所背负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重量，不理解父亲那昏黄的眼神目送他远行的背影时，那沉重的叹息和无穷的期翼。他的脚步显得轻快，歌声也非常悠扬。 　　魏文彬的家在湖南北部桃源县的山乡，如果用文学的词语形容，那确实是一个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但另一面是落后贫穷，穷到何种程度？广电系统到过那里的人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那里还没有一条现代意义的柏油路，那条通往山村的土石路，是乡亲们一锄头一锄头掘出来的。 　　许多人谈起中国乡村的落后，往往爱归咎于愚昧和贫瘠。这绝对是误解，中国的山村并不贫瘠，中国的乡民也并非一开始就愚昧。落后来源于观念，儒家文化中有一种东西，就是要导向草根阶层的愚昧，这是一种文化的劣根性。只要对这种劣根性稍稍反叛，命运就会导向完全不同的结果。 　　魏文彬本人的经历便证明了这一点。 　　他说：“我虽然出生在农村，家里实际上是书香门弟，祖上是晚清的一个秀才。我记得（19）58年搞大跃进的时候，家里的线装书有八大柜。小时候家里很穷，但文脉还在，几部大著作，《三国演义》、《红楼梦》、《封神演义》、《聊斋》等，我是在牛背上看的。小学毕业之前，这些书我全都读完了。我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读史记不要字典，大部分都能解释出来。” 　　这就是魏文彬同村里其他孩子的不同，正因为这种不同，导出了他的第一个人生理想。他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心态，从来没有想过当官。从小有过当大队支部书记的梦想，我想，让我来当书记，我会干得很好。以后再没有想过这件事。” 　　如果说人生是由许多不同的梦组成的话，当大队支书就是魏文彬的第一个梦。这个梦做的时间很短，随后被五角钱的巨大精神负担改变了。 　　那一年，魏文彬沿着家乡的土石山路走到了镇上，进入镇中学。在乡村小学读书时，根本没有书本费学杂费一说，没有课本，老师便将课文写在黑板上，学生一字一句地抄下来，没有作业本，捡一些香烟盒，用针线缝在一起。但镇中学不一样，必须缴纳几块钱学费，否则就无权就读。 　　60年代，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分值只有几分钱，几块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家里东拼西凑，还是没有凑齐这笔巨款。父亲说：“伢子，你先把这个交给学校，其余的先欠着，等我借到了，立即就还。” 　　魏文彬捂着这散发着父亲体温的角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深一脚浅一脚向村外走去。此时，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感受到了亲情的沉重，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等级的。离村已经好远了，他仍然一步一回头，希望母亲突然从村里跑出来，将刚刚借到的钱送给他。这当然不太可能，就这点钱，差不多掏光了村里的鸡蛋，刮平了村里的盐罐。

令他没料到的是，有一个人从村外那棵老树后闪出来，急急地走向他，到他面前时，一言未发，往他手里塞了点东西。他打开一看，是五角钱。此人是他的族叔，老实巴交的一个农民，那五角钱已经磨得发毛，拿在手里，毛绒绒的，早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质感。 　　“叔！”魏文彬动情地叫了一声，眼泪夺眶而出。    　　族叔并没有在他的身边停留，只是小声地嘱咐：“莫告诉你婶！”然后急急地离去了。 　　魏文彬站在那里，看着族叔离去的背影，乡情突然间排山倒海而来。他默默地说：“叔，我欠你的，我以后百倍千倍地还你。” 　　两幅画面在面前叠映，一幅是族叔离去时那带点佝偻的背影，一幅是面前这些大小不一颜色不一的办公桌。叠映的画面成为一种巨大的情感负债。那一瞬间，魏文彬意识到，自己这一生，就是欠债的一生。二十几年前，族叔用五角钱支撑了他一个关于未来的梦，二十几年后，他的新同事新下属用这些简陋的办公桌椅支撑了他一个关于事业的梦，他的人生之梦，正是靠这些浓浓的情建筑起来的。 　　他必须以一生的努力，来回报这巨大的精神债务。 　　惟一的还债之路，就是改革之路。 　　然而，改革，说一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就难了。别的不说，就说厅党组这个班子，就足够魏文彬尴尬的了。 　　魏文彬说：“我面对的是什么局面？所有的副厅长，以前都是我的领导，我当记者的时候，他们就是副厅长。”现在，他当党组书记、厅长兼电视台台长，那些人还是副厅长。这些人在广电厅多年，关系盘根错节，人脉比他魏文彬不知要深厚多少。而且，他们在广电前些年的改革以及整个广电事业的发展方面，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要将这个班子拧成一股绳，不仅是一个大难题，而且是一个新课题。 　　就在魏文彬同各办公室同事见面返回办公室时，早已经有一位老领导等着他。 　　这位老领导名叫宋竹初。魏文彬担任电视台副台长时，宋竹初已经是副厅长。曾有一段时间，厅党组决定由宋竹初以副厅长身份担任电视台台长，魏文彬担任常务副台长。宋竹初是一个宽容、大度的长者，他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和魏文彬这种关系，很可能不利于这位年轻的厅长开展工作。经过反复考虑，他认为从湖南广电未来发展这个大局着眼，自己应该积极主动地做出牺牲，以此铺平魏文彬未来事业之路。他对魏文彬开门见山，也语重心长。他说：“文彬呀，我反复考虑过了。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决定提前退休。我如果不退下来，你的工作也不好搞。”此时，宋竹初57岁，离退休还有几年。 　　魏文彬坐下来，和这位老上级促膝深谈。 　　他说：“老兄啊，你就试一试，投我一张信任票，好不好？”他坦诚地对老上级分析，过去，彼此间确实发生过许多事，甚至有过许多不愉快，但这些不愉快是历史造成的。其一，前任两位主要领导在台里留下了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影响了后任者；其二，工作指导思想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大家的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把工作搞好，并不存在丝毫个人恩怨。何况历史地看，那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人不能生活在过去里，人的生命是非常短促的，有些人之所以没有出息，就是老记得过去。去年一口气，今年还在。这样能干大事吗？人要向前看，要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 　　魏文彬的真诚打动了宋竹初，最终，宋竹初不仅没有走，而且成了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厅长。他像父兄一样支持魏文彬，魏文彬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时候，他就坐镇大本营，当起了大管家。 　　魏文彬说：“幸亏了这位老兄当我的坚强后盾，我才能一头扎进广电中心建设工地，才能心无旁骛地在全国各地奔波行走，跑项目跑贷款跑合资跑上市。我当厅长这些年，可能犯过很多错误，但有一个错误，我始终没犯，那就是班子不团结的错误。” 　　情感反哺是动力，稳定班子是前提，这两条都只是基础，而不是方向。劲，他是有了，浑身都是，可这浑身的劲到底该往哪里使？改革的方向到底在哪里？突破口在哪里？此时的魏文彬，仍然是一片茫然。

权力掌握在一个高明的人手里，可能起正面的作用； 　　掌握在一个平庸的人手里，则可能起的是负面作用。 　　——魏文彬语    　　如果说人有人格，单位也有其格。今天的湖南广电，从上到下，弥漫着一种精神，一种情感向下的亲民精神，一种平民化的人格追求。动力之源，恰恰是山村老树下的五角钱，恰恰是吊脚楼前那高低破旧的小凳。这所有一切，给魏文彬提供了一种平民视角，魏文彬又将这种视角提供给他的整个电视湘军。 　　在了解湖南广电尤其是这十几年风风雨雨的改革之路前，更有必要了解的，恰恰是魏文彬的个人人格。这种人格就像酵母，在湖南这块并不肥沃的土地上，滋长了一棵参天大树。 　　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回忆父亲的长篇报告文学《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这封信顿时牵动了全国亿万人的心。身在涟邵矿务局宣传部的魏文彬白天忙着下矿井采写新闻，所到之处，常常听人提起这封信。入夜，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坐下来独自品读这篇文章。 　　读着读着，他扔下了报纸，坐在那里嚎啕大哭起来，足足哭了十几分钟。 　　事后，魏文彬回忆说：“我读完这篇报告文学，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嚎啕大哭，不知道哭什么。后来才觉得，原来，这是哭个人的命运，哭祖国和民族的命运。” 　　个人和祖国的命运，何以令魏文彬牵动至此、伤心至此？ 　　魏文彬出生于1950年。在他的整个人生观建立的时代，也就是运动的时代。1957年反右，他年仅7岁，平常他所认识的一些“好人”，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大运动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灵魂冲击。那都是一些他所喜爱他所尊敬的人，是他的叔叔、伯伯和老师们，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这些人是他人生的楷模。他怎么都没料到，有一天，这些人被吊着被绑着游街批斗，成了人民的敌人。他的是非标准，第一次产生了错乱。 　　1958年大跃进，全国敞开肚皮吃饭，欢天喜地的日子才刚刚开了头，接着便是命运的报复，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饿死了不少人。这前后的对比太强烈了，谁都不明白前几天还几乎撑死现在却面临饿死的局面是怎样产生的。即使如此，孩子们心中，仍然有一种积极的顽强向上的精神，他们吃着糠粑学雷锋，咽着野菜畅想美好的共产主义未来。 　　1966年，魏文彬16岁，初中毕业。一场席卷全国历时10年的大革命在这一年开始。 　　16岁到26岁，人生旅程中最为重要的10年，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10年。正是这10年间，魏文彬建立起了自己的整个精神世界，也完成了他人生最初的曲线轨迹。这是一条追求理想的轨迹，也是一条不屈奋斗的轨迹。20岁之前，他以优秀回乡青年的身份招工进入了涟邵矿务局，成了一名井下工人。他挥汗如雨地挖掘积累了人生最初的资本，破格当上了矿务局子弟学校的教师。在那样一个并不需要知识和文化的时代，他将自己的每一颗汗水变成种子，播撒在脚下的土地上。土地再一次回馈了他，让他幸运地成为一名大学生——最后一批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接下来，革命结束了，用10年时间建立起的精神世界，也随之崩塌。 　　一夜之间，魏文彬觉得自己失去了方向感，不知道以前孜孜以求的东西是对还是错，不知道这一代人用10年时间追求的一切是否还有价值，不知道是非公正到底身在何处。 　　人生失去了方向，就像生命失去了灵魂，那种空旷荒芜的感觉，铭心刻骨。 　　这一巨大变化发生时，魏文彬正在湖南师大中文系上学，国家也正酝酿恢复高考，工农兵学员即将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失色的过去。骤然间价值观改变了，信仰断裂了。此前，年轻人最期望的人生舞台是最艰苦的地方最落后的地方，现在，那些在广阔天地战斗多年的知青陷入了彻底的理想荒漠，他们斩断过去像潮水一般涌回城里。每个人都在寻找新的人生平台。 　　站在橘子洲头的魏文彬异常困惑，也异常激动。他们这批人是定向培养的，最初的招生计划是哪里来回哪里去。可社会变革将他们推到了重新择业的前沿，他们被纳入新的分配计划。他说：“我们学校在岳麓山下，身边是一群穷教师穷学生，隔江相望的，是湖南省的权力中心，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都在那一边。那边对我们充满了诱惑，又充满了陌生。东岸对于我来说真是两眼一抹黑，连个科长都不认识。” 　　系领导对他说：“魏文彬，你留校吧。”在学校，他是学生领袖，校团委的宣传委员，学院文学期刊的主编，他在湖南日报副刊发表的散文《写在冰雪解冻的日子》被录入地区的中学语文课本，他的小说散文散见于湖南的文学期刊以及报纸电台的文学副刊。文学湘军正处于爆发期，他是这支队伍的后备力量、种子队员。湘江西岸努力挽留他的同时，东岸也在向他招手，湖南省委创办的杂志《新湘评论》希望接纳他当编辑、潇湘电影制片厂准备让他去当编剧，湖南日报文艺副刊正在招兵买马，向他抛出彩球。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将魏文彬的资料送到了当时的副厅长李青林的案头。踌躇满志的魏文彬认为自己具备了足够的能量跨越湘江，到达一个新的彼岸，因此拒绝了留校的邀请。

令他没料到的是，最后一刻，那些他所期望的职位，一个个被他的同学取代。最令他伤心的是，取代他位置的同学，还将内幕告诉他。比如广播电台那个名额，被他最好的同学挤掉了。帮这位同学出力的是电台的一名技术干部，他们一起在部队当兵，他是那名技术干部的入党介绍人，而那名技术干部的父亲是一位官员。另一位挤掉他的同学竟然充满坦诚地对他说：“你是我们这届最好的，不愁分不到好的职位。我们这些人各项条件不如你，不得不找点关系、走点后门。”    　　最终连留校的名额都没有了，魏文彬只好提着简单的行李返回涟邵矿务局。从师大到长途汽车站有一段路程，班主任老师知道他要走了，特意赶来送他。当老师的竟然抢着给魏文彬拎行李，因为他觉得愧对这名爱徒，是自己无能，才令魏文彬没能留在省城，反倒是他安慰自己的老师。他说：“老师，你不要难过。回到矿务局，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过去，我只知道读书，对别的事一窍不通。现在我明白了很多东西。”他有点咬牙切齿地说：“我告诉你，我不会再回长沙了，这个地方不干净。”那一年魏文彬27岁，性情中透着一介书生的孤傲和稚气。很多年后，他回忆起自己那时的言语总是充满感慨，对自己的青春年少不知是自嘲还是欣赏。 　　魏文彬发誓不回长沙，可长沙并没有忘记他。 　　魏文彬采写的一篇又一篇通讯在《人民日报》、《湖南日报》等媒体发表。回到矿务局不久，湖南省作协搞青年文学竞赛，他将自己写的一篇小说《醒》寄过去。评委中有一位上海《萌芽》杂志的老编辑，对这篇小说极为欣赏，竭力向其他评委推荐，结果，这篇小说获得了青年文学大奖。 　　长沙于是召唤他，好几家新闻单位向他发出了信息。回到矿务局已经几年，对于人生对于社会，魏文彬有了许多新的认识，他开始意识到平台的重要，因此也就放弃了当初不再回长沙的誓言。至于到底去哪个单位，他反复权衡，最终选择了电台。他说：“省里有三四家单位要我，都是新闻单位。当时正是新闻单位大发展的时候，到处需要人，我还挑三捡四。我为什么选择广播？因为我在煤矿工作，发现我们国家的工人队伍是在广播声里生活的，早中晚都开广播，广播一开，每个角落都可以听到。” 　　1981年6月，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给魏文彬发出了调令，但他并没有立即报到，而是一直拖到12月30日。为什么拖了半年时间？魏文彬说，他不想来，原因是他想成为作家，选择电台是想进入文艺部，可电台给他安排的是新闻部。1981年的最后一天，魏文彬踏上了新的人生平台。此时，他仍然是一名热血澎湃的文学青年。韩少功、莫应丰、古华、叶蔚林、叶文玲，一大批令全国瞩目的名字，文学湘军在中国文坛耀眼夺目，魏文彬也想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做着文学梦的魏文彬在新闻战线纵横驰骋，他的稿子经常出现在省报的头版头条，新任的宣传部长几次在大会上点到他的名字，省各大媒体的负责人都在打听，这个魏文彬是何许人也，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1982年，全国开始评职称。这是文革后第一次评职称，讲的是学历、资历和成果。论资历，魏文彬从事新闻职业仅仅只有半年，论学历，他是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文凭的含金量极低，而中级职称是有名额限制的，整个湖南广电系统几百人，只有十几个中级职称名额，就算是做梦，魏文彬都不可能梦到幸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电台电视台以及厅机关所有技术干部开始申报的时候，魏文彬完全没当一回事。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位老编辑，196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在电台的资格非常之老。他说：“文彬，你应该申报中级。”魏文彬说：“我连初级都不想报。”这位老编辑目瞪口呆，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的梦想是当作家，如果这个职称是文学类，他会争取，可是，一个新闻类职称，他无所谓。 　　可是，这位老编辑认定魏文彬应该破格，他在台里四处奔走，对有关领导说：“魏文彬如果不能评为中级职称，而我们评上了，我们都应该感到羞愧。” 　　结果大出意料，一些老编辑甚至担任副主任、组长一类职务的专业人士只拿到助理职称，魏文彬却被破格评上中级职称。这个中级职称迅速成为许多项纪录：广电系统首批中级职称之一，湖南广电系统两个破格者之一，全湖南省惟一第一批获得中级职称的工农兵大学生。这一破格，并没有给魏文彬带来惊喜，反倒让他感到了沉重。被同行嫉妒的同时，离自己的文学梦越来越远了，这一切，令他痛苦和迷茫，他一次又一次冒出调离电台的念头。 　　1983年，人生又一个意料之外出现了。 　　这一年，全国掀起了机构改革大潮，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干部的四化正式被写进了中央文件，湖南省广电厅开始物色未来的四化干部，魏文彬的名字，被收进了厅党组的人才培养名单。 　　李青林介绍说，为了这次机构改革，厅党组关起门开了三天会，会议的内容，一个字都没有泄露出去。这次会议决定从电台调一批干部去充实电视台，魏文彬是其中之一。 　　厅领导谈话的时候，魏文彬大为激动。他激动不是兴奋，而是痛苦。个性极强的魏文彬，当即回复厅人事干部：“我不去。”那位人事干部愣住了，绝对没想到，竟然还有人不想当官的。人事干部说：“为什么？你现在只是一名普通记者，电视台新闻部主任是处级。由一名普通的干部连升四级，这种事，一般人连做梦都想不到，你却不干？”魏文彬表示，他根本不想当官。有了毕业分配的那段经历，他对官场深恶痛绝。他一心所想的，是成为一名作家。一旦进入仕途，这个梦就无法做下去了。

省电台和广电厅都在黄土岭，一墙之隔，中间有一个小门相通。这扇小门，不知有多少想跑官的人踏过，可魏文彬进入电台两年，这扇小门还从来没有走过。为了这个调职任命，他第一次穿过这扇小门，来到省厅主管人事的副厅长办公室。他不是来办手续的，而是来做厅长的工作，希望他们改变成命。 　　副厅长得知他的来意，将他臭骂了一顿，说你魏文彬太不识抬举了，厅党组培养你提拔   你，你还讨价还价，有你这样的人吗？我不和你谈，你回去好好反省自己，想通了就去报到。 　　想是想不通的，虽然不愿意，还是得去上任。 　　这个主任并不好当，电视台新闻部里，一半以上是干部子弟。新闻部里还有一个关系不好处理，此人名叫刘自成，原是新闻部副主任，业务能力很强，这次机构改革时，升主任的呼声非常之高，在新闻部既有人缘也有资历，就因为没有学历，最终输给了魏文彬。 　　有人问刘自成：魏文彬当了主任，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刘自成肯定地说：当然有。 　　如果不能安抚这帮干部子弟，如果不能说服刘自成，这个主任，魏文彬一天都当不下去。他主动找刘自成谈心。不谈新闻部的工作，而是拉家常，说老刘，你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仍然是我的老师。刘自成说，你在电台我在电视台，完全没来往，我怎么可能是你的老师？魏文彬说，你忘了？有一年，谭谈请你去涟邵矿务局讲课，给你倒茶的那个人就是我。不提此事还好，提起，刘自成心中的酸水更多。谭谈现在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当年是涟邵矿务局宣传干事，文学湘军的一员。当年谭谈请刘自成去讲新闻写作，魏文彬只是矿务局宣传部的一名普通干部。现在，他成了自己的领导。 　　魏文彬说，你的能力你的资历，有目共睹。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但这件事，不是你我能够改变的。我只能向你保证，只要我在这个地方，就一定尊重你。不光我尊重你，我还要对新闻部所有人说清楚，不尊重你就是不尊重我，和你过不去就是和我过不去。 　　几句话牵动了刘自成心灵最深处的痛。 　　刘自成暗想，为什么不能让一个年轻人来干这个？不用自己又不是他魏文彬能够决定的，自己为什么要将委屈发泄在他身上？心情好转，刘自成决定试一试魏文彬。魏文彬不是要他推荐人才吗？他推了一个，此人名叫覃晓光，20来岁的小伙子，刚结婚不久，很有才气。不过，要调他不容易，其一，他现在是电视台对外部的人，那个部主任不那么容易说话。其二，他的妻子在浙江服役，他似乎想调动。 　　魏文彬说，好，这件事我来办。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80年代最难的两件事，一是离婚，二是调动工作。魏文彬找到台长，台长说，他要解决两地分居，我来想办法。只要有机会，我保证第一个解决他。但是对外部主任的工作不好做。 　　魏文彬去找对外部主任，找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碰钉子。大家都是主任，同一级别，他魏文彬凭什么去挖人？魏文彬不肯放弃，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后来有一次，对外部主任出国考察，要去广州乘飞机。魏文彬亲自将他送到长沙火车站，一路上帮他搬行李，感觉就像个小兄弟、小跟班，完全没有半点平级干部的感觉。对外部主任感动了，当场说：“魏文彬，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你要覃晓光，我给你。” 　　刘自成说：“这件事，让我服。如果是我当这个主任，我一定调不来这个人，也不会下那么大的力气。” 　　新闻部毕竟是一个专业部，做人做事，刘自成服了魏文彬，但为文怎么样，刘自成心里还没底。过了几天，刘自成参加一个活动，拍了一组片子回来，并且亲自写了解说词。他有意想考一下魏文彬，写解说词的时候，特别用心。自认为已经将此写到了极致，再不可能有人比他写得更好了。他将片子和解说词一起交给魏文彬，故作谦虚地对他说：“你帮我看一看，在文字上把一下关。” 　　魏文彬果然给他改了，仅仅只是改了一句话，十几个字。看到魏文彬所改的文字，刘自成大为叹服，对他说：“我服你了，改得非常漂亮。一字之师就是师。” 　　魏文彬凭着人格魅力征服了刘自成，也征服了新闻部的那些高干子弟。

污染一个房间，影响的是几个人的生活。污染一块土地，影响的是一小片庄稼的收成。污染人才成长的环境，影响的则是一支队伍、一个群体，影响的是事业的未来。 　　——魏文彬语 　　2006年2月24日，湖南广电举办2005年度庆功会。对于湖南广电来说，这确实是值得庆贺   的一年，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中，《超级女声》令湖南卫视再一次在全国乃至全球光彩夺目。 　　庆功的时候，自然会想起那些为这一年的丰收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大概因为《超级女声》的影响吧，湖南广电不再称这些功臣为劳模或者先进，而是称为超级员工。湖南广电表彰的40多位超级员工中，第一位是著名主持人汪涵，最后一名是超级女声李宇春。庆功会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见的会议模式，而是晚会模式。庆功会特别安排了两个主持人，不是官员，也不是超级员工，功臣和非功臣进入会场，一律跨过得胜门，超级员工还有一项殊荣，走过会场中间的红地毯。庆功会进行中，大屏幕上播放着VCR（中场宣传片），主题叫《提速》。是啊，湖南广电从不足1000万到超过10个亿，走过了长长的13年，今天，确实需要提速了，因此，背景音乐一遍又一遍高亢地唱着：“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翅膀卷起风暴，心生呼啸……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 　　庆功会从下午持续到晚上，整个湖南广电，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欢乐之中。 　　就在此时，导播手中的电话响起来，这个电话随后被转接到了主持人的话筒上，主持人又将话筒交给了坐在第一排的魏文彬。魏文彬拿着话筒有些发愣，他不明白这次庆功会的策划者又准备怎样赚取自己的眼泪。 　　2004年的庆功会上，主持人极其突然地提醒魏文彬，下面一个环节，是导演特别给他的一个惊喜。魏文彬猛地愣住，然后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自己白发苍苍的母亲。身在农村的老母亲对着摄像机说：“希望我的儿啊，回来过年啦……”这是一段普通母亲的心声，却让在场的每个人热泪盈眶，难以自持。魏文彬当即从座位上站起来，摄像机的镜头对着他，并且放映在大屏幕上，所有湖南广电人都看清了，他那张坚毅的脸上，挂满了泪珠。 　　庆功会的总策划之一、集团宣传管理办公室主任盛伯骥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老魏感动，老魏感动的泪水，能够令所有广电人在这一年获得丰厚的滋养。 　　果然，2005年庆功会上，魏文彬又一次流下了热泪。这次不是亲情的呼唤和渲染，而是一种励志的力量拨动了魏文彬那颗极度敏感的心。 　　电话的另一端，是身在英国的《超级女声》李宇春。李宇春在电话中说：“魏伯伯，谢谢您。我不能回来参加庆功会，所以特别打个电话，给您拜个年。”接下来，李宇春托自己的玉米转送给魏文彬一盒由她签名的歌碟。平平的一句话，淡淡的一句祝福，小小的一份礼物，深深地打动了魏文彬，他的心里，因此又下了一场透雨。 　　这是一颗赤子之心，这是一颗慈父之心，这是一颗博爱之心。 　　与魏文彬的眼泪相关的故事很多，几乎每个湖南广电人，都可以随口讲出几个。每一滴眼泪都有不同的精彩，每一滴眼泪，都映衬着魏文彬非同一般的人格魅力。 　　潘礼平说：“我对老魏还有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爱掉眼泪。这是比较出乎我意料的。过去我觉得他是威严的，对他肯定是敬畏的，后来断断续续和他接触多了，发现他很容易流眼泪。我对这种人印象比较好，我内心比较喜欢这样的人。” 　　潘礼平仔细分析了魏文彬的眼泪，他说：“作为一位有13年经历的正厅级干部，哪怕真有眼泪，通常都不会表现出来，他们会强行掩饰。老魏不同，一方面说明他的感情比别人更强烈、更敏感，他的良心比别人更好、更软，另一方面，他为什么敢于在人前流眼泪而别的官员却竭力掩饰？我估计他不一定是忍不住，而是说明他个性自由。他的眼泪是一种符号，有着极其丰富的蕴含。他的眼泪，也因此成了湖南广电这些年发展的动力之一。” 　　局办公室的吴文刚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去年，魏文彬的父亲去世，老厅长李青林赶去吊唁。广电厅这两条铁铮铮的汉子，一见面就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最初，人们还以为这是前后两任厅长特别的情感交流方式，几秒钟之后，人们看到魏文彬的眼泪夺眶而出，李青林顿时热泪纵横。接着，几位一同奋斗的战友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在他们周围，伫立着广电系统那些新生代的精英们，他们无不动容。吴文刚说：“我被那个场面强烈地震撼了。因为工作关系，我每天和这些人打交道，在我看来，他们一个个坚硬如铁。此时，我突然深入到了他们生命中最软的一面，同时也是最美的一面。我想，一个男人的意志越坚硬，这种坚硬背后的柔软和脆弱，才更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这恰恰是湖南广电源源不绝的动力之一。” 　　姜欣提到过两起与眼泪相关的故事。 　　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央电视台和湖南电视台联合举办了一台庆祝晚会，晚会地点选在韶山，那是一台电视直播晚会。姜欣刚刚由广播电视学校调到省厅当办公室秘书，魏文彬在她的心目中是个很大的官，一个有些冷有些傲的人，很少有笑的时候。

那段时间，魏文彬的胃病犯了，又遇到寒潮，天寒地冻。参加晚会的每个人都冻得要死。韶山条件有限，晚会只能在露天举行，有些观众实在熬不住，纷纷离开取暖。身有胃病的魏文彬却在那里硬撑着。 　　魏文彬坐在那里，并不是表示一种领导的姿态，而是投入感情。他并不是以一个厅长的身份参加这次晚会，而是作为毛泽东的崇拜者。姜欣十分担心领导的身体，一遍又一遍地观   察他，结果发现，节目到了动情处，魏文彬在流泪，真正的流泪，泪流满面，不可遏止。 　　姜欣说：“我看到他流泪。他的眼泪很容易流，他很敏感，非常火热。领导有两种，一种特别平易近人，甚至碰到一个买菜的老太太，都停下来聊上一阵。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亲民领导。另一种领导连聊天的时间都没有，他脑子里永远在高速地飞着，在想深层次的问题。老魏是后一种人。不了解他的人会觉得他有些冷，有些傲。其实他是一个内心深处非常火热的男人，他有一颗敏感的心。对于文艺作品、对于人类美好的情感，他非常敏感。” 　　另一次是2002年，当时，湖南经视台办了一个经济类节目，叫《经济环线》。因为播出一个敏感人物的经济宏论引起轩然大波，北京方面高度关注，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批示湖南卫视有可能停播进行整顿，有关方面引起了重视，湖南广电也因此面临巨大压力。 　　出了如此严重的导向事件，局里自然要进行处理，首当其冲的是分管新闻的经视副台长凌引迪。局党组召开会议讨论处理方案，成员们认为，既然中央已经批示，处理是必不可少的。可是，魏文彬从始至终一言未发。他也清楚，这一事件的性质是严重的，必须处理，但从个人感情上，他又下不了狠心，毕竟这个凌引迪是湖南经视改革的功臣之一，是湖南广电庞大的人才库中一个元素。 　　处理决定最终作出了，紧接着，魏文彬找凌引迪谈话。凌引迪深知魏文彬内心深处充满着温情和宽容，他为了不给领导增加压力，进门后的第一句是：“魏局，你不要为难，就处分我吧。我知道，现在中央过问了，省委也有了意见，局里肯定是顶不住的。”魏文彬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他心里清楚，新闻部门是全台最辛苦的部门，也是最不容易见到经济效益的部门，可他们不能有丁点差错，丁点的错误导致的可能是毁灭性灾难。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魏文彬心里太清楚了。正因为清楚，他才动情。 　　为凌引迪落泪，是因为此事拨动了魏文彬内心深处那根最敏感的弦。 　　多年来，魏文彬一直爱惜人才，这种爱，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超过了其他许多情感。今天活跃在电视湘军中的大多数中坚人物，都是多年来魏文彬发现、发掘、培养以及小心呵护的，在他的心里，这是湖南广电最大一笔财富，他多次强调：“在各种资源中，人才是第一资源，我们只有把人才资源盘活了，其他资源才能盘活。人才资源盘不活其他资源盘活了也要垮下来。” 　　魏文彬深切地感受到，目前的体制，是一个以权力为纽带的体制，正因为以权力为纽带，所以，总有一批人在权力的中心转来转去，转的时间长了，难免会转出感情来。领导干部有了感情，难免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带有个人情绪的决定。有些人一旦获得了权力，就会滥用权力。他说：“我们国家，有些人一辈子生活在位置的苦恼之中。权力好像他的老婆一样，别人别说摸不得，看都看不得。这种人一旦掌权之后，就会滥用权力，当权力是槟榔，一定要嚼成渣子才吐出来。”他也清楚，自己不能保证身边转的全都是优秀人才，所以，他常常提醒自己，一定要不遗余力地扶持人才。他说：“我多拉一个人才，比我自己做十件一百件事还重要。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什么都不要，就要理解。什么都不怕，只怕尊重。他怕你深夜找他谈一次心，怕你真正理解他。如果理解了、尊重了，他把衣服脱下来给你都行，肝脑涂地。这些年来，湖南广电的一些业务骨干，大部分和我是息息相通的。见到这些人，我比见到我的父亲话还多。” 　　几乎所有的人都说，魏文彬的心特别软。软到什么程度？有几个特别的例子。 　　他当新闻部主任的时候，部里有一位职工的妻子在长沙县乡下，家里有几亩责任田。每到农忙的时候，妻子带着几个孩子没日没夜地辛劳，苦不堪言。这名职工心里总牵挂着农村的家，工作积极性也大受影响。作为农民的儿子，魏文彬深知这个家庭每一个成员所承受的身体和心理压力，可他毕竟只是一个主任，无力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在各个方面关心他、帮助他。每年的双抢，魏文彬便带着部里所有人去他家搞义务劳动，而且硬性规定，各人自带中餐，除了茶水，新闻部的职工不准吃他家一粒米一根菜。这件事坚持了好几年，一直到当了台长，魏文彬每年还过问并且参与这项义务劳动。 　　如今，这名职工早已经退休，他的家庭问题，也早已经解决，每每谈起此事，他都热泪盈眶。 　　《背后的故事》制片人阿义讲到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2005年，局里分房子，各项条件列了一大堆。几乎所有事业单位都有一个硬性分房原则或者说观念：房子是分给已婚者的，房子和家的概念被合而为一。阿义虽然在广电系统干了几十年，以个人条件，应该分到一套更大的房子，但因为他至今单身，被划在了某些条件之外。他觉得心里不平，去找有关负责人，人家说，这样是不合理，可毕竟条件是这样规定的，他个人无权改变。后来，有人给阿义出了个主意：这件事，除非找老魏，其他人都不可能解决。阿义也认同这一点，可他十分犹豫，为了这样一件小事找老魏，适合吗？再三思考之后，他给魏文彬发了一条短信。手机还没有放下，魏文彬回电了，仅仅一句话：“阿义，这件事我知道了。”

三天之后，传来魏文彬的父亲去世的消息，阿义立即想到自己发短信时，正是魏文彬守在父亲病榻前的时候，全广电系统都知道魏文彬是个大孝子，那个特殊时刻，他心里的伤痛，大家感同身受。因为在那样的时刻打扰了他，阿义心里顿时充满了愧疚。 　　职工的事，就是魏文彬的事，职工的困难，就是魏文彬的困难。为了帮助职工解决这类看起来很小的困难，魏文彬不遗余力，任何小事都当成大事来办。    　　那还是他刚刚当上厅长时，有一名职工的子女升重点中学。那所学校原本规定前200名不交集资款，这名子女恰恰在200名之内。考试结束后，学校又改变了这一规定，仅仅只收50名非集资学生。集资款需要一万多元，普通职工，有几家能够拿出来？为了此事，这名职工四处奔波，却又活动无门。 　　一次开创新研讨会，魏文彬点他发言。他心里牵挂的是孩子上学问题，注意力无法集中，因而言不及义。魏文彬会后将他叫到一边，问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题，他将此事说出来。此事牵动了魏文彬那颗敏感的心，他开始为此奔波，甚至找到省委的领导，希望由领导批条子解决此事。这一方法未能凑效，魏文彬又亲自去了那所学校，一次又一次找校长沟通，用他的口才去打动校长。最后，这名校长说：“魏厅长，我这里省长市长各种领导的条子有一大摞，如果我认这些条子，学校的规模可能要扩大一倍。今天，我给你破一个例，不因为你是厅长，而是你把普通职工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这种真情打动了我。” 　　软和硬其实是一种辩证，软到达了极致就是硬，这种硬，甚至远远超过了所有物理学意义的硬，是一种无法攻击的硬，是一种力敌千钧的硬，是一种哲学意义的硬。正所谓无情并非真豪杰，魏文彬的情感敏感而且细腻，往往一件极小的小事，平淡的一句话，都能触到他情感中最软的部分。但另一面，他又是一个坚硬如铁的人，在许多事情上面，他硬到了近乎无情的程度。 　　身为厅长，解决家人的一些切身利益问题，可以说轻而易举，甚至不需要他开口，许多事情，都有人主动帮他办好。可直到今天，他的父亲、母亲、弟弟、弟媳以及妹妹，仍然是农村户口。当厅长以来，他不知帮多少职工解决了农转非问题，可涉及到自己的家人，他却始终不肯网开一面，哪怕一丝一毫。 　　有一年，县领导拿着一个农转非指标找到他的弟弟。弟弟拿到这个指标后，立即来到省城，将这一消息告诉他。他对弟弟说，人家之所以将这个指标给你，全都因为你这个哥哥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如果没有这个缘故，人家连你是谁都不可能知道。哥哥也知道，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当哥哥的，我不能强迫你。不过，我请你想好，如果你想哥哥当一个贪官，那你就接受这个指标。如果你想哥哥当清官，我请你理解我、支持我。 　　他的话之后，弟弟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魏文彬也沉默，他能说什么？ 　　第二天，弟弟一言未发离开了他。其后的十几年时间，弟弟再未提及此事。去年，在巨大的生活重压下，弟弟英年早逝，惊闻这一噩耗，魏文彬痛哭流涕。他第一次意识到，为了他所追求的这份事业，弟弟的牺牲是何其之大。如今，他惟一能够弥补的，便是将弟弟的儿子带在自己身边，以弥补他失去的父爱。 　　因为这份事业做出巨大牺牲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魏文彬的儿子。 　　覃晓光介绍说，魏文彬的儿子魏然别说上名牌大学，就算是想出国留学，根本不需要魏文彬开口，只要他默认，肯定有很多人为他四处奔波，出钱出力。实际上，确实有很多人在跑这件事。魏文彬知道后，在广电局内，他是再三强调，任何人不准插手这件事，否则他就不客气，至于系统外，他不能用权威拒绝，却可以用情感拒绝。魏然不仅没有出国，甚至连找工作，他都不准任何人插手。魏文彬的观点十分明确，儿子已经长大了，应该自己去创事业闯天下了，不应该享受丁点荫庇。 　　正因为如此，魏然毕业后好一段时间，实际处于游荡之中，处于失业状态。不知是出于对父亲的失望还是理解和支持，几年之后，他离开了长沙，前往北京闯荡，成了北漂一族。 　　魏文彬的坚硬，还体现在他对事业和荣誉的态度上面。功名利禄四个字，世界上有几人能够超脱？正如《红楼梦》中疯道人所唱：“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自古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攘攘乾坤，熙熙众生，谁不为功来，谁又不为名往？ 　　如果说魏文彬将功利完全抛在九霄云外，肯定没有人相信，也不是事实。可魏文彬心目中，始终有一杆秤，事业和荣誉的份量，在他的心目中，是极其清晰的。 　　十几年来尤其是近些年来，一些莫名的荣誉纷至沓来，什么十大传媒人物，什么影响改革进程的年度人物，莫衷一是。对于这些，魏文彬仅仅一笑置之。所有荣誉中，登上讲坛宣扬多年来的思想结晶，对任何人都有巨大的诱惑力，对魏文彬同样如此。影响他人的判断有益于社会，功莫大焉，对于个人的意义也完全不同。就是在这种荣誉面前，魏文彬也在努力评判利弊。 　　所有的演讲邀请中，有几个非常著名的邀请。一次是北京大学的邀请，一次是复旦大学的邀请。这是中国两大著名学府，听讲者都是中国未来的精英阶层。抓住这样的机会，无疑会扩大个人的影响力，也会对社会有一定积极意义。经过仔细思考，魏文彬最终拒绝了。魏文彬许多高层朋友对此持有异议，认为他不应该放弃这样的机会。魏文彬却认为，满足虚荣心的同时，实际也正在助长虚荣心，这是一种危险信号，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他所追求的事业，都不一定有益。

出于同样的考虑，财富论坛先后两次邀请他参加，他同样拒绝了。相反，2006年上半年，他接到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邀请，却丝毫没有犹豫便答应下来。 　　魏文彬担任厅长已经13年，在一般人看来，他定是走遍了世界各地。实际上并非如此，即使加上他当台长的时间，15年来，他出国不超过5次，平均每3年不到一次。有关这一点，他固执得令人难以理解。他说：“我的骨头我的血肉是中国的。我曾多次说过，如果我倒霉   了，落魄了，就算去讨米，我都在中国，而不到外国去。我爱我的国家、我的民族，这颗心，像石头一样坚硬。” 　　正因为这一思想，魏文彬此前从未去过美国。那么，他为什么爽快地答应了哈佛的邀请？他说，他一直坚定地认为，世界文明的源头在中国，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要去哈佛宣扬这一观点，要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认识并且了解中国，对中华文明产生兴趣。 　　也难怪广电集团规划建设部主任周新民说，他总在“无耻地吹捧魏文彬”。谈到魏文彬时，他用了七个字概括，叫“读不尽的魏文彬”。

质量，是媒体的生命，没有质量的传媒，等于一堆废纸，一堆废话。 　　——魏文彬语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地方台界限十分明显。媒体的生命在于内容，然而，各省级电视台的内容生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它们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新闻生产方面，电视剧生产   以及娱乐节目生产，始终是地方电视台最薄弱的环节。 　　魏文彬初到电视台时，作为新闻部主任，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这一摊子抓起来。当时的湖南电视台新闻部，主抓的就是《湖南新闻联播》，每次从头至尾，都是领导在开会，这些会议新闻还不能减，否则领导会有意见，能够让魏文彬施展的空间，实在太小。当时有很多人给魏文彬提建议，希望他加强社会新闻。 　　湖南电视台在全国虽然相对落后，但社会新闻还是有相当基础的。早在80年代初期，全国的三大媒体还将新闻视角集中在领导干部以及各种会议上面时，湖南台就开始大力抓社会新闻。别的媒体搞仰视，镜头只对准官员，他们却开始俯视，关注民生。他们的电视记者走上公共汽车，将市民坐车难的问题，摆到了电视屏幕上。接下来，他们又播出了关注街头算命以及湘江污染的一系列报道，非常轰动。1981年青岛召开全国电视新闻工作会议，他们搞社会新闻的经验，在会上得到肯定。 　　然而，抓社会新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键是新闻联播的时间是限死的，大量必须尽快播出的会议新闻将时间占完了，社会新闻被挤到了边缘，时过境迁，新闻变成了旧闻，再播出就没有意义了。 　　魏文彬进入新闻部之前，台里推出了一档新的新闻栏目《晚间新闻》，这是全国最早的一档晚间新闻，也被同行称为湖南广电新闻改革的里程碑。不过，最初的晚间新闻，实际仍然延续着旧有的模式，甚至成为新闻联播的补充，主要播出新闻联播无法播出的新闻。魏文彬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优质资源，一定要利用它。他开始有意识地往这个栏目中加进社会新闻内容，并且不断增大比例。这一实践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非黄金时段播出的这档新闻节目，在省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不过，他毕竟只是新闻部主任，许多事，他做不了主。《晚间新闻》做了很短一段时间，性质开始变了，许多在新闻联播无法播出的“边角余料”开始充斥晚间新闻。尽管如此，这个节目的成功，让高层领导看到了魏文彬的能力，他思想上的敏锐以及专业上的超卓，不仅让领导欣赏和认同，也让同事信服，他的人格令那些反对他的人折服，觉得有必要重新认识魏文彬。新闻部主任当了11个月之后，魏文彬被提拔为副台长，分管新闻。 　　此时的魏文彬，对于领导艺术，仍然处于一知半解阶段，他甚至天真地认为，既然自己是分管新闻的副台长，新闻部便成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己有了足够的施展空间。可真正要干的时候，他才发现，要进行改革，实在太难了，哪怕是将晚间新闻办成心中的模样，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渐渐地，这个栏目沦为了二线新闻栏目。 　　牵一发动全身。所有一切都是几十年形成的，盘根错节，以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解开这个结。如果想创下一番事业，必须有一批冲锋陷阵的勇士，有一批敢为天下先的精英人才。早在当新闻部主任的时候，他就开始培养覃晓光，提拔他担任新闻副组长、组长。待他担任副台长之后，又力主提拔覃晓光担任新闻部副主任。希望借助覃晓光的新闻敏锐以及出色能力，把新闻工作做得更好。 　　但即使如此，仅靠一两个人，要想扭转一个栏目甚至一个电视台，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别说他作为副台长同覃晓光这个副主任配合达不成这一目标，就是两年之后，他担任了常务副台长，同样感到力不从心。 　　就像面对的是空气，魏文彬浑身的劲没法使上。即使如此，他的能力才华，仍然得到了厅里以及省里的认同和肯定，省委将他列入后备干部名单，于1987年选送到中央党校青干班学习一年。 　　魏文彬说：“这是我一辈子最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我对哲学、对国情、对政治的了解是很少的，这一年，在中央党校我扎扎实实地读哲学，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研究社会演变的内在规律。虽然只有一年时间，却相当于过去读整个大学。”也正是这一年，中央党校将做着文学梦的魏文彬变成了一个哲人魏文彬。 　　回到湖南之后的魏文彬，满腔热血，希望大干一场。新闻仍然是他选择的重点。 　　然而，机制的陈旧是任何创新的劲敌。别说是在整个机制上进行创新，就是在新闻写作手法上面进行小小的尝试，都被认为是触犯了禁区。五个W被尊为新闻的金科玉律，任何人都不能越雷池半步。 　　当时新闻部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叫梁瑞平，另一个叫潘礼平。这两人是一对搭档，梁瑞平负责写稿或者采访，潘礼平负责拍摄。梁瑞平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生，根本没有学过新闻，不懂什么五个W，也不想按照那套八股搞新闻。潘礼平自我评价，“我基本上就是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形象，别说评先进，连工会积极分子都没有得过。”这两个人的自我评价是四个字：歪瓜劣枣。原因很简单，不喜欢按常理出牌，喜欢离经叛道。同样是报道会议新闻，别人的镜头是领导正襟危坐在台上作报告，他们却跑去抓一些幕后花絮。同样是解说词，人家通常都是摘录领导讲话的内容，他们却搞出一些诗一样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