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年英: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抉择

　　 　　离开泉州，回贵州老家办一所小小的书院，收几个小学生，耕几亩田，养一两头牛、三四只母猪，这是潘年英现在的理想。1997年“因为穷”的现实，他选择了来到泉州，但来了后，才发现“这里没有学术的氛围”，“老师也只会拼命挣钱”，“学校也不鼓励学术研究”，与自己的理想渐行渐远。因此他又选择回到贵州，“这样的生活更有意义”。在9月5日潘年英离开泉州前，记者与他进行了一番对话。 　　 　　 　　因为穷，来到泉州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到泉州之前已是贵州一位年轻的学者，而你研究的东西也主要是民族学、人类学，什么原因促使你来到泉州？ 　　潘年英（以下简称潘）：1997年，我是作为厦门大学的访问学者来到厦门。当时我的导师、全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林兴宅对我说，贵州的经济条件比较落后，让我留在福建，可能更有利于学术研究。 　　后来他帮我联系了黎明大学，黎明大学的领导很重视，立即来到厦门找我，让我特别感动。当时，也有几所学校有意向，如集美大学、厦门党校，厦大中文系本来要我，但因我不是博士学位，报到人事处，被卡下来。林兴宅对我分析：到大的学校不一定就好，因为在大的学校里像你这样的人才很多；但在小的学校，你就是最好的人才，也最突出，所有的好处都会给你。 　　在黎明大学领导的盛情邀请下，我先到泉州看了一下。当时黎明大学还在中山路，泉州给我的感觉是虽然小，但很温馨，尤其是小街小巷很有文化品位。于是我也喜欢上这个地方。 　　我当时觉得泉州很有发展底蕴，特别是泉州的民间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应该比较便于我的交往及创作。这样，我就来到了泉州。 　　当然，最直接的动因是穷。当时我对西部也缺乏理性的认识，只觉得泉州是个沿海发达城市，机会和条件好。1997年我在贵州社科院每月的工资只有300多元，生活是比较困难的；而一到泉州就有1100元工资。 　　泉州没有学术研究氛围 　　记：你在泉州呆的时间也不算长，为什么现在要选择离开？ 　　潘：我当初是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到泉州的，刚到泉州时，学校帮我安排了两场演讲，效果都不错；后来我到厦门去参加学术交流，学校也给我报销。如此种种，让我特别感动。但在泉州呆下来以后，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来到泉州后，学校给我许诺的一些条件，至今仍未兑现。而最主要的是，在泉州没有我学术研究的天空。 　　刚开始，我还觉得泉州找钱的机会比较多，初到泉州时，也被人拉着到处去上课、赚钱。但后来我发现这不是人生努力的方向，如果这样下去，最终会毁了我自己。于是我不再到处兼课，全心投入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 　　但我后来渐渐发现，这里没有学术的氛围。老师也只会拼命挣钱，到处兼课，把自己变成一个教书匠，而不是往学术研究的方向发展。学校也不鼓励学术研究，我搞的学术研究也得不到学校的支持。学校给我安排的课程也是一些简单的实用课程，如应用文写作、摄影等课程，这样的课程换别的人也可以教，我觉得让我来教这样的课程是大材小用。我喜欢有深度、有思考的东西，而不是照本宣科。 　　我认为一个学校要是有一个出名的学者，就会给学校带来很多的荣誉，如陈景润当时也是厦门大学养着，而陈景润后来出名了，厦大也沾了光。作为一所大学，就应该创造这样的环境，鼓励一些人，去做学术研究。但我们的学校却是个实惠的学校，不但不鼓励，对我的学术研究也从来不闻不问，只关心能招到多少学生。 　　记：既然这样，你是否考虑过到泉州其他的学校去？ 　　潘：当时也有别的学校问过我，但我想，我要是在泉州就不会换学校了，要换就要离开泉州。 　　促使我离开泉州的，还有一点，就是泉州人的排外心理。在这里，我也是泉州作协的成员，却没有被邀请参加过一次文联组织的活动。只在前年被蔡芳本邀到南安作了一次讲座，纯属私人关系，除此都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 　　在泉州，有的朋友将我介绍给一些有点名头的泉州人，告诉他们我就是潘年英，写过一些书，但他们却头也不回，连个眼皮也不抬起一下，自顾聊得起劲。碰壁几次，我开始退守书屋，自己搞科研。但是尽管我想躲进来，环境却越来越糟了。 　　【人物近况】 　　“养牛的快乐你是体会不到的” 　　9月17日，记者接到潘年英发来的短信，只有一句话：“养牛的快乐你是体会不到的。”记者打电话过去，却是未通。后来记者再发短信过去询问他现在的情况，过了半天时间，他才回过来，说他老家的书院已经办起来了，自己还在那里养牛，原有一所高校请他去带研究生，但因高职证还未拿到，无法应聘，现有两个县聘他做经济顾问，“吃饭没问题。”他依旧简短地回答记者的问题。 　　潘年英离开泉州后，曾给朋友写过一封信，让他帮他寄一本书。9月27日，他在广西给朋友打了个电话，说他现在一切都好。但并没有详谈他现在的状况。 　　近日，黎明大学副校长洪申我告诉记者，不久前他到三明出差，三明学院中文系主任说，潘年英可能要到三明学院中文系去教书。 　　对于这一消息，他的一些朋友认为，潘年英到三明也许会受到学校的重视，但在那里他可能仍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作为一个新升格的学院（其前身为三明高专），也并非是一个学术气氛浓厚的地方，他研究的方向总与现实需求不一样，恐怕以后他还是会失望的。 　　回到贵州，还是再外出受聘？在理想与现实中，记者隐约看到他徘徊的身影。 　　【各方观点】 　　对潘年英的离开，黎明职业大学的杨校长似乎有些无奈，他认为：“学校对他真的够好了”，“他要走真是不可理解”。“潘年英的心思并不放在教学上”，“来到泉州这么多年，他的研究视角仍放在贵州”。对于潘年英的离开，学校的态度是“顺其自然”。 　　校方：人才流动很正常 　　8月底，潘年英从贵州老家回来，继续回到学校上课，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他要离开泉州，离开黎大。但几天后，潘年英给黎大人文社科系主任留下一封信，收拾好行李，悄然离开了泉州。 　　“他的这种做法，我们感到很不可理解。”对于潘年英的“不辞而别”，黎明职业大学的杨校长似乎有些无奈：“学校对他真的够好了，他要走，还不打声招呼，真是不可理解。” 　　杨校长说，潘年英是以前该校一位书记将其作为人才引进到学校的，学校分给他一套房子，工资津贴也比一般教师高，而且还是学校惟一推荐的一个“百万千人才工程”人才，并且把他的爱人也调到黎大，安排了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每年潘年英回贵州的考察经费也都给予补贴。 　　杨校长告诉记者，在潘年英留下的那封信里，并没有说明离开的原因，只说他再也不回来了，他要去寻求自己的理想。杨校长认为，黎大是一个以教学为主的职业大学，而潘年英的心思并不放在教学上，他的课并不受学生欢迎；很多时间，潘年英把时间放在学术研究上，“他所研究的范围很小，就是贵州一个很偏远的小山村的民俗风情。” 　　潘年英到黎大之前，在贵州省社科院从事西南民俗文化研究。来到泉州这么多年，他的研究视角仍放在贵州，所撰写的文章，发表的著作也多涉及贵州民俗风情。 　　“我也曾劝过他，既然到了泉州，就多研究一些泉州的东西，比如惠女的民俗风情内涵也很丰富嘛。”杨校长认为，黎大既然是职业学校，更注重的是对学生的教学，而像潘年英所做的学术研究可能在别的学校如厦大更加合适。 　　那么学校是否会再继续挽留潘年英？杨校长表示，高校里人才的流动是很正常的，既然潘年英已经决定离开，学校也就顺其自然。 　　一些同事也认为潘年英这样离去“有点过分”，“在泉州就要多研究些泉州的东西，要是还都放在研究贵州的东西，还不如不要调过来。”这是一些同事对潘年英的看法。 　　同事：来了就应适应 　　与潘年英同系的一位老师对潘年英这样离去也同样认为不可理喻。他认为学校待潘年英夫妇不错，这样离开让人觉得有点过分。 　　在黎大人文社科系，潘年英所担任的课程不外是应用文写作和摄影，这些课程都很轻松。“只需要一个助教来教就行了。”对此，潘年英说他是“大材小用”。系里有没有与潘年英的研究领域相近的课程呢？那位老师告诉记者，系里也开设了社科方面的课程，就是“泉州研究”。 　　“在泉州就要多研究些泉州的东西，要是还都放在研究贵州的东西，还不如不要调过来。”看来，对潘年英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做法，一些老师还是颇有看法的。 　　对于潘年英的评价，一位教师说潘“是人才，但要看怎么用。”这位老师认为，既然来到学校，就要适应学校的需求，黎大是个注重实用性技能教学的学校，就不能不注重教学，只顾着埋头做自己的研究。他说，黎大里其他引进的人才，他们都能适应学校的需求，比如改变自己以前研究的领域，创新一些教学内容。但潘也不是不会教，只是一直固守自己的研究领域，不肯做改变。 　　<div id=[/img]

　　□张明 　　这几天，不断有朋友对我说潘年英离开了泉州，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潘年英应该不会离开泉州。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去哪儿都一样。于是，通过打电话与询问朋友，终于证实他已离开泉州。作为他在泉州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我不禁感到一阵失落。 　　我是在上世纪末的一个寒冬认识潘年英的，那天我参与策划的“书香校园”活动在泉州师范学院举行，潘年英作为嘉宾应邀出席，他在关于文学的一段发言给了我全新的感受。后来人们有些学术上的争论，但最后谁也没说服谁。 　　我跟潘年英的来往真正变得密切起来，始于这次活动后的某个周末。那天一大早，我接到潘年英的电话邀请，他说他请了几个朋友到家里聚聚，也请我一起参加，我欣然接受了邀请。那天几个文人在一起，放浪形骸，都醉了，潘年英还说下次一定请大家喝茅台。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很放开地喝酒，是我一直以来都喜欢的状态，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2月25日，圣诞节。也是那一天，虽然只是第二次见面，但我觉得我真正走近了潘年英。他书房占了两面墙壁的书籍、他讲述的黔东南、还有那侗族大歌，以及他亲自拍摄的反映侗族风情的照片给在座的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用过这么几个词语来描述潘年英，真实、单纯、质朴、寂寞、特立独行，我认为是比较准确的，也得到了许多朋友的认可。他生活单纯，对事情较真，看问题细腻深刻，这都是作为人类学学者的潘年英所具备的优势。由于出生于贵州农村，他极具同情心，能够始终用一种平民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并且把这些体悟真实地诉诸文字。除了和他的直接交往，我更多的是通过这些文字，还有其他朋友对他的看法来了解他的。他的作品有个显著特点，就是都跟贵州有关。对故土的研究可能是他一辈子的事，作品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潘年英的立场，以及他对文学人类学的积极探索。潘年英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他从没有因为名望、地位的改变而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他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使他从不敢有所懈怠，也激发了他那强烈的求知欲，他最常出没的地方是书店，花钱最多的也是购书，他买的书籍范围极其广泛。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生活就是教书、买书、读书、写书。然而在一般的物质生活上却对自己的要求极为苛刻，穿着简单，生活随意，从不铺张，也不讲排场。 　　写这篇文章前最后一次在泉州见到他，是在我的办公室。他是特意来取我收集了他去贵州度假期间刊发了他文章的几份《东南早报》。他最近几篇文章也引起比较大的反应，前不久有位专家还向我打听他，因为看到他在《泉州的性格》、《泉州人的想象力》中说泉州的最大特色就是封建，并揭露泉州的一些弊端，这位专家认为不敢苟同。其他的篇什，如《无地彷徨》，《一家人的戏剧》等则流露了他近段时间以来的心态。我一直不认为潘年英有意识地把泉州与自己对立起来，他能这么认真地研究泉州，完全发自一个知识分子所具备的良知和批判精神。他的苦闷、彷徨心态也一定与地域无关，而是现实的生存困境与他的诗意理想的矛盾所致，而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矛盾。 　　行文至此，我还是宁愿相信，他没有走远，他一定还会回来。 　　只钟情西南文化 　　记：听说你每年都要回贵州去做考察，你研究的对象也都是关于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和民俗风情，是否在你心里一直存在一种“贵州情结”？ 　　潘：有个人的情结，我生长在西南，研究西南文化有基础。来泉州之前我在贵州社科院工作，主要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这是我的工作；业余时间我则从事文学创作。从事西南民族研究，我的条件比较有利，不但懂得少数民族语言，而且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已经13年了，调到这里之前，我在单位就是最年轻的副教授。 　　从现实需要来看，“西南文化研究”与泉州应该也是联系很紧密的，实际是需要的，比如台湾经济往中国大陆开拓，西部大开发有很多机会，东部1000万元以上的小老板很多，完全有机会到西部开拓市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也需要互相交流；从我自己的兴趣来说，我个人的研究是顺着原来的路过来的，资料熟，研究了13年，出版也有较好的关系，都是免费出书的，不像现在不少人是花钱出的；对学校来说也是有很大关系，比如我研究的成果都是署上单位的名字，这样也等于为学校做了宣传。 　　记：你在泉州期间，做过泉州文化研究吗？ 　　潘：刚到泉州时有了解一些。但相比之下，我更熟悉原来的东西。如果我对泉州仅是一点点的认识，就草草写出作品，怎么能算是科研成果？科研是个严肃的东西，要有深度，要下工夫，不是随便找点资料东抄西抄，没有创建的东西。因此，我还是喜欢研究我原来熟悉的东西，我热爱的地方。现在我还参加了费孝通主持的国家重点科研课题“西部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利用”。 　　回贵州老家办书院 　　记：回到贵州，你有什么打算？ 　　潘：人活着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对自己要有个正确的判断。我现在看清了自己的长处，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发展。既然在这里发展受到局限，没有太大的前途，环境也比较差，还不如回去做一些比较有用的事。当然，如果学校认识到这一点，有需要的话，我还是会回来。 　　我曾经给学生讲过一个故事：一个西方传教士叫做柏格里，他年轻时就参加了教会学校。每个传教士的理想，就是让更多人信教，他们就到各处去传教。当年柏格里来到云南，传教好几年都失败，因为当地人都不肯信教。后来他获得成功，实现了他的理想，而且自己办了个学校，培养了一批学生，这些学生后来都走出云南，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我回到贵州老家以后，也打算自己办个书院，让周边几个村庄的孩子都来念书。同时种几亩地，养一两头牛、三四只猪，也可以全心投入我的西南民族文化研究，回归自然，感受一种真实、淳朴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于我更有意义。 　　这是潘年英在泉州学术界的一个朋友，在得知他已经离开泉州后，回忆他与潘年英交往的经过，他认为：潘年英并“不是有意识地把泉州与自己对立起来”，“他的苦闷、彷徨心态也一定与地域无关，而是现实的生存困境与他的诗意理想的矛盾所致”。他相信——— 　　 　　【记者手记】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头戴一顶大斗笠，穿着一件简单的T恤衫，配上一双布鞋，骑一辆破旧的老爷车，衬着身边繁华喧闹街市，总是因不协调而醒目。大老远，你就能把他认出来，这就是潘年英。而在泉州，潘年英的出名，也就是他的特立独行。 　　潘年英终于离开泉州了。他的几个朋友觉得可惜，但更多的人，是漠然。潘的一位朋友说，他一直保留着一种书生的意气，走是走了，但走得不够果决，或许他还有存一丝幻想：也许哪天这里的一切会因他的离去而有所改变？ 　　对于潘年英，泉州的文化界一直以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认为泉州人确实存在排外心理，不能包容外地人，以至潘到泉州这么多年，虽然也发表不少著作，但始终未能为泉州所谓的文化主流所容纳。而另一种看法，则是认为潘年英不应该固守自己的研究领域，不走出书斋，融入大众当中。在泉州这么多年，始终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视角放在贵州；而不曾研究过泉州民俗文化，这也是他自己狭隘的一面。 　　包括对他的走，都有很多的争议。有人说，潘年英离开泉州算不上什么事件（新闻），在泉州文化界，他也并不十分出名，只是一个小圈子里面才觉得他的存在。 　　也有人认为，作为一个学者，潘年英宁可放弃这里舒适的生活，辞职回乡，在乡下养牛种田，寻找自己的理想，也不愿呆在泉州，继续在种种失落中随波逐流，这本身就值得人们去思考。 　　也许正是潘年英研究的领域与学校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使他在这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也许正是促使潘年英离开的真正原因。 　　其实几年来，泉州也很重视人才引进，引进的人才不计其数，在泉州安居乐业者也大有人在。但也应看到，泉州能留住的有多少呢？也许应该思考：有些人才，我们真的很需要吗？引进人才，我们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发展环境？（何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