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说,你能知道谁写了下面的诗吗？

你还能哭回爹爹吗？”“那么以后怎么过：一家几口喊着饿！”“我的年纪虽然小：还混不够吃的：就凭我这条硬胳膊！”“多少出去的男子汉，怎么都是饿回来？”“哭也哭不饱呵，还是叫妹妹去拾麦，弟弟叫他去做活，我到外面补个名，怎不撑上几个月？”“说得都比办的好，你爹死后你怎这：到这家来不收留，到那家来嫌人稠，张家小五也回来啦，你再出去谁肯收？再说南北成天开战争，老娘怎肯放你走？”“娘，娘，不要紧，我能找到些金银，家里不是还有枪？今天晚上就入伙：杀的杀，砍的砍，到处都是咱的饭！”叶永烈想当然地认为这不是诗，对张春桥进行了讽刺挖苦。北大化学系出身的叶永烈虽然知识渊博，文笔生动，但毕竟缺乏系统的文学史素养，他或许以为必须像郭沫若的高歌或者徐志摩的长吟才是好诗。其实，张春桥的这首诗恰好是20世纪30年代的“先锋艺术”，当时的新诗正要摆脱郭沫若的单纯抒情和早期新月派象征派的纤弱柔靡，在诗体和语言上正进行着一轮崭新的探索。闻一多、徐志摩、臧克家等都在尝试着“对话体”和“方言土语入诗”，关于新诗向何处去的讨论也相当热烈。许多著名诗人都在经受着自我的拷问和他人的批评，张春桥也是在这个时候对戴望舒、臧克家和郭沫若发出少年气盛的一点责备之声的。这在当时的文坛，是极其正常和普通的现象，并不像今日文坛这样有成批的青少年写手用恶毒的骂人和频繁的“暴隐”来成名。张春桥只是说了郭沫若“并不能使人多么感动”，希望臧克家“对于自己看重些”，严肃而客气，并未攻击谩骂，对戴望舒则根本没有直接的批评。我们可以不同意张春桥的见解，怎么能够因此就宣判张春桥为“眼高手低”和“文坛恶少”呢？张春桥的这首《失业的人》，从技术上说确实不够优秀，我们跟闻一多著名的写人力车夫的《飞毛腿》比一比，看看如何？我说飞毛腿那小子也真够蹩扭，管包是拉了半天车得半天歇着，一天少了说也得二三两白干儿，醉醺醺的一死儿拉着人聊天儿。他妈的谁能陪着那个小子混呢？“天为啥是蓝的？”没事他该问你。还吹他妈什么箫，你瞧那副神儿，窝着件破棉袄，老婆的，也没准儿，再瞧他擦着那车上的两大灯吧，擦着擦着问你曹操有多少人马。成天儿车灯车把且擦不完啦，我说“飞毛腿你怎不擦擦脸啦？”可是飞毛腿的车擦得真够亮的，许是得擦到和他那心地一样的！瞎！那天河里飘着飞毛腿的尸首，……飞毛腿那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可以看出，张春桥确实比闻一多要差一大截，提炼不够，剪辑不够。但闻一多的这首，也不能说就有多么好，只不过比胡适的《人力车夫》前进了一大步。胡适是这么写的：“车子！车子！”车来如飞。客看车夫，忽然中心酸悲。客问车夫：“今年你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心中惨凄。”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 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 老又是谁？”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我上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二中当老师时，就住在内务部街。每次想起胡适这首虚伪的同情之作，就笑都笑不出来。读了闻一多的《飞毛腿》呢，则虽有酸楚，但总觉少点诗意。而张春桥的《失业的人》，努力使用山东方言，尽管提炼得有几分生硬，显得有些自然主义，但真实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我相信不仅当年具有相当的感染力，就是在今天的下岗失业大潮中，也依然会打动不少读者吧。传记写作无法完全排除情感，但总要冷静地回到历史现场，将心比心地去体会人物，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昨天的人事。写作者应努力消解自身对人物的义愤或者痴恋。假如历史不曾发生“打倒四人帮”事件，写作者会这样否定张春桥的一生么？即使张春桥后来做了什么坏事，也应就事论事，不能说他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是坏种，不能把他做的什么事都说成坏事。把他的水平说得那么低，把他的人说得那么坏，那不但是对文化史文学史的不尊重，恐怕也是对党史革命史的不尊重，难道几十年前的共产党会让那么多的人品恶劣水平低下的人都当了政治局委员吗？那共产党的辉煌胜利和卓越成就莫非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平心而论，张春桥的才学还是自有过人之处的。虽然鲁迅驳斥过他，但许多被鲁迅批评和回击过的人不都是著名学者作家吗？胡适和郭沫若就是现成的例子。张春桥这首《失业的人》，抓住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表现了人民的苦难及其盲目的反抗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穿越时空的思想意义。从诗歌技巧方面看，结构和语言都比较粗浅，今天看来肯定落伍了，但仍属于合乎当时艺术潮流的“先锋探索”，表现了一种文学少年的峥嵘锐气。风花雪月的东西，张春桥肯定是会写的，但他更关注时代的“天灾人祸”，这种胸怀天下的思想意识，使得张春桥走向了革命。最后提一句，写作这首诗的时候，张春桥在济南刚刚中学毕业，年仅十七岁。<div id=[/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