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里：旅游不是答案（转帖：南方网特供网易专稿）

南方网讯 凯里市中心附近的实惠大酒楼主厨A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变化。从他开始，我见到的凯里人，无论是苗族、还是当年三线工厂的老人以及政府的公务员，每个人都向我描述了这座城市从2000年开始的巨变。这种巨变从我一踏进这个城市就强烈感觉到了。在我看来，每个城市的迎宾大道都会那么地宽阔，周围是荒凉等待建设的景象，只有中间的水泥路在太阳的暴晒下，显得没有尽头。但当我到达这个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首府时，这里的迎宾大道还是让我感叹：大概许多沿海城市都无法与之相比。凯里当地人杨旭的自豪溢于言表，“凯里是贵州发展最快的城市。”在他说这话的时候，凯里所在的黔东南州15县1市，除了凯里和镇远，其他县都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在进入这座城市的主干道两旁，苗族建筑风格的公共汽车站随处可见。除了这些公共建筑在告诉我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外，这里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一样，房价从去年的不到1000元/平米，涨到了1600元/平米。这里有着宽阔的广场、马路，以及让凯里人为之自豪的文明城市称号。凯里市民在广场上休闲纳凉只有在东门街，才能找到凯里的过去，他是苗族人的一个赶集点，至今在这条老街上，还保留着石板路，两旁是简陋的店铺，有苗族人在编织鱼网，也有出售蜡染织品的小店。杨旭说，这里仍然是周边农村的苗族人赶集最爱去的地方，有他们需要的东西，而像他这样在市区长大的苗族人，则更喜欢市中心大十字附近的步行街。他的打扮和汉族人没有任何区别，显然，他对此也非常自豪，“你看不出我和你们有太大的差别吧。”“如果要说有的话，那就是性格。”公务员王对我说。作为汉族人，他惊异于2002年那场看起来像是走过场的文明大行动，经过市领导天天上街巡查后，凯里人学会了过马路必走人行横道，以至于整个贵州都流传着一个笑话：凯里的小偷偷完东西都会从人行横道逃跑。从凯里的市区到县城，再到村寨，现代城市文明一步步的推进让苗族文化节节退后，越来越多的村寨男性外出打工，带回了外面的文明，很多时候，民族仅仅是一个填在表格里的符号。我在凯里市区见到吴东格的时候，他刚刚从南花村回来，还来不及褪下身上的民族服装。他是一个地道的苗族，出生在离南花村不远的地方。1997年，他到东莞打工，在一家木材厂给人看场子，在那里，他学会了汉族的生活方式，和朋友一起打台球，到廉价的歌厅唱歌。之后，靠自己的努力，换了一些工种，有了一些积蓄。“太累了，当时特别想家，但每年回来的时候，在家里住几天就不习惯，又想接着到广东去。”他先后带出去6个村里的同乡，一起到东莞打工，由于广东的民工荒，他光是介绍费就拿了1000多块钱。期间，他经历了讨薪、买不到火车票回家等等农民工经常遇到的事情，终于在2006年回到了凯里。后来，吴东格通过朋友的介绍，开始给一个私人老板打工，担任司机兼导游，带一些小团队到兰花村这样的苗族村寨参观，每个月可以收入3500元。工作虽然很累，但是他看起来认真负责，特地买了一套简易版的苗族民族服装，在带客人的时候穿上，“我已经多少年不穿这个衣服了，现在穿上就是为了让客人觉得亲切。他们毕竟是来看苗族特色的。”在旅游产业的诱惑下，吴东格身边的很多人开始重拾苗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学着吹芦笙、跳民族舞。被他带出去的人里面，有2个也已经返回自己的村子，“天天学习吹芦笙，要加入当地的表演队伍，那样比在广东虽然挣得少了点，但毕竟不用离开家了。”在和我的交谈中，见过世面的吴东格不停地表示他的忧虑。他知道，人们来凯里看的是民族的原生态，等到这个地方发展了，现代文明的痕迹慢慢展现的时候，还会有人来这里吗？“我们的旅游发展能帮助多少人脱贫？能长久吗”，吴东格抬起头，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意能持续多久，“难道我们苗族人要富裕，就只能一直在那里唱歌跳舞给别人看？”其实，唱歌跳舞也不是坏事，至少在西江、南花这样的村寨，村民们依靠传统民俗的表演，收入提高了十倍不止。但是这种旅游的盛宴到底能惠及多少地方，整个黔东南毕竟有着431万的人口。苗寨姑娘在游客面前载歌载舞不管怎么说，凯里的游客这些年确实多了起来。厨师A原先在云南、四川打工，5年前回到这座城市。他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循着某篇旅游帖子的指导，来到他的店里，小心翼翼地坐在有点简陋的店堂里，点上一个酸汤火锅，心满意足享用之后，匆匆告别这座城市，到下面的州县去寻找自己的风景。一位苗族学者说：在苗族人民的眼里和记忆里，历史的天空是一方板结凝固的铅块，历史的轨迹是一条崎岖逼窄的隧道。他们对外没有了朝代感，无论秦汉唐宋乃至明清民国，通通一抹黑。而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跨入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能一味地心底无澜、心安理得地顷听他们低沉凄苦地吟颂“老鸦无树桩，苗家无地方……”那古老、苍凉、悲戚的迁徙之歌、苦难之歌么？这种描述显得过于悲戚，有越来越多的凯里苗族人通过出外打工，习惯于全国统一的生活节奏，现代文明对苗寨的侵入显得缓慢却不可阻挡。但讽刺的是，当地方政府宣布要发展这个贫困的地区时，想到的办法竟是让他们重新熟悉原先的生活方式，穿上原来的服装，把他们的古老展示给他人看，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被陈述。一拨拨猎奇的旅游者来到凯里，在大山里寻找“凝固的铅块”。其实，铅块在凯里市区早就消融了，连古老的东门街都难寻苗族风情，街头的公共汽车站更多的只是一种装饰。这里的第一次繁荣起源于1960年代，在毛泽东宣传的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下，大量军工企业迁徙至此，也带来了全国各地奉献青春的汉族人。王的父亲是凯里原电子工业部083基地的工人，从浙江嘉兴拖家带口而来。王清晰地记得90年代的事情，“原先三线厂转民用后，效益不错，地方的好多领导将孩子塞进我们的厂子。后来，他们的父亲退休了，厂子也倒闭了，很多人都成了上访户。”幸亏王的父亲还有两个争气的孩子。王上了大学，回来以后考上公务员，让父亲可以安享晚年。王的弟弟去年考上了四川大学的研究生，当父亲的心愿只有一个，孩子毕业后可以在成都这样的大城市找到一份工作，“大城市才有希望。”随着三线厂的倒闭和迁徙，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凯里，而王的童年记忆已经散布于全国各地。儿时的玩伴也会回来，他们也会说，在填籍贯的时候，会自豪地填上凯里。但没有人会真正在意这座城市，有的只是怀念。三线工厂不景气后的凯里是如何发展的，我见到的凯里人都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描述，直到2000年后漂亮市容的到来，和凯里人津津乐道的文明城市，“多彩贵州”的旅游才成了凯里的新标签。凯里郎德上寨但旅游到底能带来什么？在全国小资津津乐道于云南的丽江时，丽江的人均GDP仍然排名云南省第九。更多的外地人涌入这个城市，开起了酒吧、客栈，少部分的本地人通过运输等行业，赚到了钱，但是旅游并不能改变这个城市太多，在离中心旅游区不远的地方，贫困便触目可及。黔东南的苗寨侗寨千万个，旅游又能改变多少贫困？在旅游的招牌下，凯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中。他成为一座表演民族历史的城市，也成为一座被越来越多离开者怀念的城市。即使市区有着再豪华的市政府大楼，和条条清晰可见的斑马线，也并不能为这个城市指明未来的方向。南方网特供网易专稿<div id=[/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