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农民的奶酪

谁偷走了农民的奶酪 　　“假若我是农民，我怎么看待目前的农村金融服务，怎么评价现行货币信贷政策？”这是从人总行到西安分行任行长的敖惠诚到了西北之后不断换位思考的问题，也是几乎将全部的职业生涯献给了西北金融事业的西安分行副行长李哲一直在寻求答案的问题。 　　“西北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资源配置本来就十分稀缺，需要紧急‘输血’，需要及时补偿，而一些国有商业银行的县级机构，却只存不贷或多存少贷，把从农村吸收的资金大部分上存，已基本变成了上级机构的资金‘吸存器’，致使大量的农村资金流出农村，转而‘批发’给城市和发达地区，导致农村金融服务严重缺失。”敖惠诚多次深入西北五省区国定扶贫县和少数民族地区，围绕金融支农问题进行调研。了解到当地有些农民一年的收入还不及城市一般干部一月的工资收入时，他感到揪心的痛楚，“农村金融调控迫切需要加强。” 　　敖的感触在《中国经济周刊》的调查中普遍得到了证实。据中国人民银行酒泉市中心支行有关负责人反映，“农村资金城市化、重点化的问题较为突出”。 　　据了解，在酒泉下辖的敦煌市，商业银行筹集的资金，占敦煌市全市金融机构的81%，而商业银行对“三农”的投入却少得令人吃惊。如建设银行敦煌支行，目前存款占全市金融机构的26%，而贷款却只占4%。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批权限上收后，不仅贷款总量明显下降，而且无暇顾及农业，实际上等于退出了对“三农”的信贷支持。与此相反，农村信用社存款只占全市金融机构13%，而贷款却占34%。二者的资金实力与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形成巨大的反差。“另外，由于邮政储蓄利率高，风险为零，只存不贷，也从农村地区吸存了大量资金。”人行敦煌支行行长年生彗对此深感无奈。据统计，敦煌市从1989年办理邮政储蓄以来，到现在存款已达3亿多元。这些邮储资金上存人民银行后作为基础货币，虽然通过发放支农再贷款的方式，返回一部分用于支持“三农”，但规模极其有限。 　　“现在的农村金融，实际上处于一农(农信社)支三农的境地。”咸阳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上官吉庆不无忧虑地指出。10月23日，甚至发动政府力量来力改这种情况的吐鲁番市副市长薛智林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金融问题和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11月6日，在“2005年中国行业发展报告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谈到明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五大重点和五大不确定因素时，其中的三大重点和第二大因素都涉及到了三农问题：“重点是要加强农业和社会的事业；更加注重挖掘农村的消费潜力；加大农村扶贫工作的力度，妥善解决困难群众的生活”。“ 粮食产量有了一定的增长，但是扩大粮食生产，特别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实现起来，难度还比较大”。 　　由此可见，三农问题不仅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问题，也必将是一个长期需要重视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金融支农，尤其是西北地区的金融支农不能不说是应该首先关注的重点课题。 　　 <div id=[/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