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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8月19日 07:30:29 来源:今晚报<i>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再没有见过面。但这并不等于说二人之间再没有任何接触,只不过,他们之间的接触是以特殊方式进行的。蒋介石在晚年时,还曾密约毛泽东访台。 </i>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6月27日,杜鲁门以共产党占领台湾将直接危及太平洋地区安全为由,公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当时的蒋介石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以他自己的兵力,不可能守住台湾,因此,他希望美国第七舰队能长期停留在台湾海峡;另一方面,他也看出美国人有分裂中国的阴谋,杜鲁门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只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因此,在美国人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之前和他商谈此事时,他没有同意,而且决定即使第七舰队撤离台湾,他也要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所以,6月28日,经蒋介石授权,国民党“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仍为各国所公认,国民党接受美国防务计划,但不影响国民党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之立场。他特意在声明中表示:“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 毛泽东看到叶公超这个声明后说,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上世纪50年代末,在实行专制统治的国民党的眼皮下,出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情况:台湾有些人,包括国民党内部一些人,也打出了民主选举的旗号,要竞选“总统”。原来,这背后有美国人的阴谋。 美国人见蒋介石对美国搞“两个中国”不配合,就打算把蒋介石换掉,让另外一个更听美国话的人来当“总统”。在美国人的活动下,台湾政坛上出现了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活动。有人推举陈诚,也有人推举胡适。胡适是个亲美派头子,但他是个文人,没有从政经验,被选上“总统”的可能性不大。于是,美国人就倾全力支持陈诚。美国人支持陈诚竞选,是为了让陈诚当选后,在政治上实现一种过渡,让蒋放弃权力,他们也就便于挟持陈诚搞“两个中国”了。蒋介石对美国人搞这一套阴谋很清楚。他表面上说同意搞民主竞选,但实际上从来就不打算放弃权力。 正当此时,毛泽东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他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了这样的话:“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我看还是蒋介石好。但凡在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 毛泽东是特意在外宾面前讲这些话的。这些话也确实造成了很大国际影响。后来蒋介石能够在所谓“总统选举”中获胜,再次当上“总统”,与毛泽东特意讲这些话,给他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是有关系的。 周恩来于1956年5月5日在接见外宾时,请他们给蒋介石传话说:“蒋介石如果愿意将台湾归还祖国,就是一大功劳,中国人民会宽恕他的。”蒋介石听了这话,就更想早日与中共方面沟通了。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国共双方都努力寻找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这个人终于被找到了,他就是曹聚仁。曹聚仁是个有一定政治活动能力的文化人,过去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有密切接触,国共两党都把他视为上宾,他本人对国共两党也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蒋经国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两次找到曹聚仁。曹聚仁答应接受蒋介石的委托。 曹聚仁于1956年7月到达北京。周恩来在听了曹介绍的蒋介石的意愿之后,提出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方针。周恩来说,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目的,就是实现祖国统一。对于台湾,“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10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曹聚仁,对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打算。毛泽东表示: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史中起的积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炮击金门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曹聚仁。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不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当在场的有人提出,美国人一走,美国对台湾的军援会断绝时,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曹聚仁问:“那么,台湾人民还可以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吗?”毛泽东答道:“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把曾经提出的给蒋氏父子的宽大政策,加以细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形成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总体构想。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这些构想概括为“一纲四目”。毛泽东、周恩来都向曹聚仁谈了“一纲四目”。他们怕蒋介石不放心,还于1963年通过过去与蒋介石、陈诚二人关系都比较好的张治中致信陈诚,在信中转达了“一纲四目”的基本内容。 “一纲四目”的具体内容是:“一纲”: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第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第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第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曹聚仁到台北后,向蒋氏父子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等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经过一番研究,决定提出他们的一些条件。曹聚仁带着这些意见,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进行沟通。经过一番努力,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1、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耕者有其田,其他内政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3、台湾不得接受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的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可降低。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系。蒋介石听到大陆方面发生一些极端的事情,对中共的疑虑更深了。 晚年,蒋介石经常想起他在大陆的日子,想到与大陆沟通的问题。就在他出任第五届“总统”之前的一个月,即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竟把他称为“老朋友”。这个消息在美国和香港传了很久。蒋介石注意到,毛泽东对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对毛泽东说的这句话,蒋介石思考了很久。 此时的蒋介石十分孤立。在国际上,中共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而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则越来越小,连美国总统、日本首相也都访问了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与中共联系有些犹豫。正在蒋介石犹豫之时,中共方面却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在大陆,中共恢复了“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也出面发表讲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中共方面又特赦了国民党数百名战犯和特务,还给他们中的一些人安排了工作,愿意去台湾或者香港的,也可任其选择。 蒋介石得到这些消息后,心中佩服毛泽东胸怀之博大,但还是没有采取主动行动。其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沟通人选(曹聚仁已于1972年去世)。 正在这时,毛泽东却派人来了。毛泽东派的这个人,是章士钊。当时章士钊已经92岁高龄,且重病在身,但他还是接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委托,愿意承担沟通两岸的任务。为了保障章先生的健康,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保姆随侍。章先生于1973年5月乘飞机到了香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和国民党方面联系上了。不料,章先生由于劳累,休息不好,于7月1日在香港去世。 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他们两人都不能亲自到台湾访问。毛泽东找来邓小平,亲自向邓小平交代: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中说:“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他说: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因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海峡两岸的再次沟通又中断了。 (良翰摘自5月28日《扬子晚报》)<div id=[/im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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