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黎平侗乡的婴童高死亡率： 来自双江乡黄岗村的报道

www.xawb.com 2005-06-06 10:32:31 西安晚报 吴肯到家的二楼上还挂着孩子的衣服。侗族的孩子很可爱。黄岗村是贵州省黔东南“侗族大歌”的主产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地方的婴儿死亡率：2001年婴儿死亡率高达60.53％，该比率在发达国家平均为5‰，中国2001年为16.95‰。村民吴生米38岁，他的妻子过去曾经生下7个孩子，其中5个死了。村民吴三狗夫妇从20年前刚刚结婚的时候开始，一共生了12个孩子，但只有两个孩子活下来…… 　<STRONG>　孩子走了，衣服还在飘</STRONG> 　　黄岗村海拔780米，辖2个自然寨12个村民小组，居住着侗、苗两个民族，总人口1628人，人均耕地不足1亩，主产糯米、玉米等，年人均纯收入不足600元。 　　黄岗村隶属黎平县南部的双江乡，距乡政府20公里。从黎平县城乘坐两个多小时的汽车到达双江乡政府，然后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简易公路步行20公里，翻过一座山后，就到黄岗村了。 　　2005年1月30日，记者赶到双江乡政府。 　　村卫生室就在村子的中央村委会办公室一楼，屋里摆了一个柜台，柜台里的货物有很多都蒙上了灰尘。在柜台内，一个大约30岁的妇女坐在板凳上，她怀里的孩子一动不动，村医吴显芝正在给孩子看病。此后3天，记者都在村卫生室里见到了这个抱着孩子的妇女，直到她微笑着抱着孩子离开这里。 　　1月31日，记者来到位于黄岗村村中央的吴肯到家。他的孩子就在3天前的1月28日死去，距他一周岁的生日还有19天。吴肯到还来不及给孩子取名字。 　　栏杆上挂着孩子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晾干了还没收。“我们命不好，连他的照片都没有留下。”吴肯到的妻子、孩子的母亲吴培美拿着一只小孩的皮鞋，一边比画一边絮絮叨叨地说：“如果孩子生病了，还可以治，直到他死的时候一点都没病，上午还吃了早饭，中午跟别人家的孩子玩了一会儿，下午就不在了。”夫妇俩今年30多岁，看起来像40岁的样子。 　　“他是个男孩，大概12个月吧，身体很好，刚刚可以自己走路了，也快要会说话了，也不哭。那天中午我们看他困了，就拿了一张席子铺在火坑边上，用大人的衣服盖着他。我们怕堵了他鼻子嘴巴，刚盖到脖子上，我们就一直烤火，几双眼睛都看着他。” 　　吴肯到告诉记者，下午3时多，大人们有事儿外出，“傍晚太阳要落山的时候，爷爷去抱他，发现他的脸和脚都已经冰凉了，只有身上还是热的。我们进来一看，心里想怎么睡得这么沉呢，忙拉开灯一看，发现他的脸是青的，鼻子已经没气了，忙摸他的心窝，已经没有心跳了”。 　　“父母生我的时候，一共有4个兄弟姐妹，2男2女，结果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在家里是老三，肯到是独生子，现在我们一共要赡养5个老人。”吴培美的舅父母没有孩子，养老问题也由他们承担，再加上吴培美的父母、吴肯到的父亲，他们要照顾5个老人。 　　“孩子出生的时候，3家老人看到生了一个男孩，都很高兴，觉得以后的生活有依靠了，2005年春节应当很好地庆贺一下，孩子的生日就是2月15日。几个老人最伤心，我也很伤心，要不是因为有女儿，我都想到了死。”吴培美说。 　　吴肯到说，现在他们夫妇只有一个女儿，可他们都已经做了结扎手术，“我们惟一的想法就是把她养大，以后不让她嫁出去，否则我们全家都没有依靠了”。 　　当吴培美向记者诉说孩子往事的时候，许多情形就像刚刚发生在屋子里一样。走的时候，看到孩子的衣服挂在二楼的栏杆上，正在随风飘。他们说自己没有勇气收拾这些衣服。 　　吴肯到带记者一起上山看了埋葬孩子的地方———那是一片乱石岗，村里许多孩子都埋在这里。村民挖坑将孩子埋下去以后，用旁边的茅草和刺丛稍微掩饰一下，一般不立坟头。究竟埋了多少孩子在这里，谁也不知道。 　　站在吴肯到孩子安葬的地方往山下看，黄岗村尽收眼底———在四面的群山环抱下，船形的村庄中矗立着四座高大美丽的鼓楼，就像船上立起的桅杆。炊烟袅袅升起，在半空融进一朵白色的云。 <STRONG>　　还有多少家庭为此悲哀</STRONG> 　　村民吴应强今年26岁，结婚4年，出门打工3年。2002年妻子生下第一个孩子，2004年生下第二个孩子，都是在自己家里由爷爷奶奶接生的，都是女孩。第一个孩子活了4个月，第二个孩子活了7个月。孩子死前的一个晚上都在哭泣，请医生来看，结果都说是发烧，打了针，一个小时以后就不在了。 　　村民芳全军今年31岁，妻子吴孟娘33岁，他们结婚近10年了。10年来，他们一直希望能有自己的孩子，但孩子命不长，生下来几天或者最多几个月就夭折了。只有第六个孩子顽强地活了下来，是个女孩，今年已经准备上学读书了。在这个女孩之后，他们又连续生了3个孩子，一个都没留下来。芳全军现在准备领取独生子女证，不准备再要孩子了。 　　村民吴生米38岁，他的妻子过去曾经生下7个孩子，其中5个死了。活下来的老五吴培花今年读初三，是一帮女孩子的“领导”，她夜晚带领其他女孩子唱歌的时候，歌声真让人有绕梁三日的感觉。 　　黄岗村里恐怕没有人不知道吴三狗。他53岁，妻子吴转娘今年40岁。他们从20年前刚刚结婚的时候开始，一共生了12个孩子，但只有两个孩子活下来。 　　吴转娘怀第一胎5个月时，在山上劳累过多流产，此后一直到第五胎都只怀了7个月，生下来就没气了。老六在母体里呆够了10个月，生下来一个多月后，出现发烧、发冷、抽搐、拉肚子等症状。他们请了村里当时惟一的老医生看病，针一打下去，孩子第二天就不在了。老七刚满月就没有气了。因为病重没有医生，老八和老九只活了3个月。第11个孩子也只活了3个月，死之前发烧、拉肚子，抽搐，哭也哭不出来，只病了两天，来不及治疗就走了。 　　老十叫吴生远，1994年出生。当时村里的青年吴国先受爱德基金会资助到凯里卫校学习做医生，吴生远病了以后，吴三狗就请吴国先来打针，打两针就好了。吴生远今年10岁了，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第12个孩子叫吴远梦，打过卡介苗等预防针，现在正准备上小学。 　　究竟黄岗村有多少家庭有这样的遭遇，村卫生员吴国先手上有一份底单。这份底单虽然不全，但也详细记录了黄岗村孩子出生死亡的情况。2004年，黄岗村一共出生孩子26人，死亡8人。2003年1到5月份，黄岗村一共出生了19个小孩，这些孩子当年就死了10个。 　　双江乡计生站2004年3月28日上报给黎平县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0年，黄岗村共有初生婴儿32人，死亡18人，初生婴儿死亡率高达56.25％。2001年，初生婴儿38人，死亡23人，死亡率高达60.53％。2002年，初生婴儿23人，死亡12人，死亡率达52.17％，当年出生的孩子的缺陷率高达43.48％。2003年，初生婴儿32人，死亡13人，死亡率达40.63％。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这份报告中统计的婴儿，都是指出生时活着的孩子，并不包括流产或生下来的死婴。而且这份报告所统计的仅指侗族聚居的黄岗寨———第一到第五村民组，并不包括有60多户苗族聚居的第六组。 　　记者2005年5月4日再赴黄岗，在村卫生室见到了村医吴显芝和村主任吴成龙。吴成龙告诉记者，从2004年10月份开始到2005年4月30日的计生统计年度期间内，黄岗村一共出生了11个孩子，死了8个。吴显芝说，在记者2月1日第一次离开之后的3个月时间内，村里所生的孩子没有一个是她接生的。 　　5月11日，中国卫生部发出的通报表明，2003年全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29.9‰，其中城市为14.8‰，农村为33.4‰；全国婴儿死亡率为25.5‰，其中城市为11.3‰，农村为28.7‰。黄岗村的这些指标全都远远高于全国水平，甚至远远高于战乱中婴儿死亡率大幅上升到10％的伊拉克。 <STRONG>　　妇幼保健院的努力和尴尬</STRONG> 　　黎平县一共有404个村，黄岗村的初生婴儿死亡率为全县之最，影响了全县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因此，除了县计划生育部门一直关注之外，县委县政府2004年还决定让县妇幼保健院做黄岗村的对口帮扶单位。 　　但经费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黎平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没有足够支撑全县的工商企业，县财政支援能力有限。据介绍，县财政除了给予每个村一个卫生员每月50元的补贴外，对村级卫生事业没有直接投入，黄岗村卫生室的投入主要靠帮扶单位县妇幼保健院的支持和村民自筹。 　　但其实县妇幼保健院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县计生局从贵州省2003年“神经管畸形干预工程”的项目资金中挤出部分对黄岗村特别关照，实际上也就用于印刷一些资料，支付来往人员的交通费等等。而对于县妇幼保健院来说，吴家智院长告诉记者，县财政拨付给他们的经费只包括职工工资中的职务工资部分和生活津贴的50％，业务经费和下乡调研及开展相关活动的费用都要从妇幼保健院的业务经费中支出。目前的部分资金来源于卫生部的“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全县大约一年有7万元左右，而其他业务经费的主要来源是临床。 　　因为经费有限，有关部门在黄岗村一般做的都是投资少的工作———“但工作量很大”，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局长吴应琦告诉记者。 　　从2001年开始，县计生局、卫生局和妇幼保健院等单位对黄岗村采取了一些干预措施：禁止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劝阻遗传病基因携带者间婚配和生育；教育农村孕妇加强劳动保护，避免接触有毒有害物质；严格控制孕期用药，教育新婚或准备生育的夫妇禁烟戒酒，远离毒品。吴应琦说：“我们的主要方法就是开会宣传、贴宣传标语，还有就是我们的干部和医生进村入户进行宣传。” 　　2002年，新增了两项干预内容，其一是“对新婚夫妇、孕妇、哺乳期妇女和0~2岁婴幼儿实行碘营养监测和添加”，另一项是“对可预防性治疗的疾病和需要手术矫正的病人，进行治疗或转院治疗”。 　　2003年，增加“用B超检出畸形儿，进行选择性终止孕妊”；2004年，增加“对孕产期妇女指导使用添加叶酸营养素”。截至2004年10月底，这些干预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记者了解，黄岗村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实行合作医疗，卫生员接生孩子都是完全免费的。县保健院计划让村卫生员和接生员集中到村卫生室工作，但后来尴尬地发现，他们都不愿意在一起开展工作。据记者了解，黄岗村一共有4名卫生员，只有一个人每月能领到40元“工资”，其余的人都要靠治病卖药维持生计，彼此间存在竞争关系。 <STRONG>　　最后的赤脚医生</STRONG> 　　双江乡医院院长彭胜华说，解放以前，黄岗村没有医生，婴儿的死亡数字更是惊人，“听老人说，解放前你到黄岗村，几乎看不到小孩。”自从20世纪70年代建立合作医疗后，医生看病可以记工分，黄岗村的医疗卫生状况才有所改善，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黄岗村开始用行政的力量让村民交钱维持原来集体经济支撑的合作医疗。黄岗村每年由村干部到各家各户去收钱，每人每年一两元钱，然后按月交给赤脚医生，小病小痛直接治疗不收钱。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行医的老赤脚医生，虽然只会打青霉素，但还是让村民有了一些保障。但由于他不会用新药，逐渐成为被村民指责的对象。后来的4个年轻卫生员都上过初中，经过短暂的培训以后担任了赤脚医生。吴国先和吴显芝就是其中两位，他们正好赶上南京基督教慈善组织爱德基金会资助西部地区培训卫生员的机会。 　　1990年初中毕业的吴国先，1992年接受爱德基金会的资助，自己交了部分学费后到凯里卫校读了一年，1993年回村做了医生。包括接生在内，他什么事都做。他发现自己的知识不够用，1997年又回到凯里卫校读了中专函授，2001年取得了中专文凭。 　　吴国先开始做赤脚医生的时候，黄岗村还在执行合作医疗，看病虽然家里没有什么收入，但至少不会倒贴钱。他告诉记者，那段时间是他当赤脚医生最快乐的时期。 　　但村两委的行政支撑在2000年走到了尽头。吴国先说，2000年黄岗村合作医疗实行改革，将过去的“合医合药”模式改为“合医不合药”，也就是说，上级财政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赤脚医生不收治疗费用，但村民看病需要自己掏钱买药，相应的，村民每年上交村委会的合作医疗费用被取消。 　　“实行合医不合药以后，我们开始向村民收药费，治疗费不收。消炎药品和外伤包扎也不收钱，实际上是大家形成习惯了收不上来。原来合医合药时买了药以后没有人来医，合医不合药以后，来的人不少，钱却收不上来，只有我们自己贴。” 　　更为严重的是，黄岗村民贫困面比较大，来看病赊欠的较多，“谁来找你看病，你总不能把人家拒之门外吧”，结果很多正常的药费收不上来。“合医不合药以后，每年倒贴进去的大约有1000多元到2000元，3年下来我已经倒贴了3000多元了。”吴国先告诉记者，2005年不再做赤脚医生了，他已经没有钱可以贴了。 　　据记者了解，原来的4个赤脚医生中，有2个已经放弃了医生这个职业，到广东打工去了。2005年，当吴国先放弃做赤脚医生之后，黄岗村就只有吴显芝一人给村民看病了。 　　24岁的吴显芝，2000年考上了爱德基金会资助的班级，在凯里卫校读了两年，2002年毕业后回到村里做赤脚医生。目前她做医生已经3年，也渐渐陷入了困境。 　　吴显芝对记者说，“有的村民生病了就过来看病，但是他没有钱。这样我每个月大约有几百元的药费收不回来，每年年底结账，总有1000多元的药费收不回来，这些钱第二年能收回一半，第三年能够收到200元~300元。3年以来，村民欠我的药费还有多少钱，我现在也说不清楚，具体都记在本子上，一共6大本，都放在娘家了。” 　　好在吴显芝的丈夫是当地学校的老师，每个月还有700多元的收入能够支持吴显芝贴钱。但他们也有难言之隐，一旦吴显芝离开村庄比较长的时间，村民面临的又是说不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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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医疗何处是岸</STRONG> 　　和很多西部的农村一样，黄岗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已经陷入困境。只是黄岗村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初生婴儿死亡率，让这种困境格外突出。 　　双江乡医院院长彭胜华认为，现在农村医疗卫生方面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困难。首先就是人才培养困难，“我们这个地方经济很困难，现在卫校每年招生，有3年制的，也有5年制的，平均一年都要一万多元，我们农村人没有钱读。你看到的两个赤脚医生，还是有了爱德基金会的资助才去读的。”彭胜华说。 　　其次，“我们都说农民不相信科学，农民卫生意识很差，但你要深究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农民没有钱。村卫生室的药卖不出去，过期了还得赤脚医生自己承担，长期下来，医生总是往里边贴钱，贴多了也有山穷水尽的时候”。 　　再次，“卫生员没有报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彭胜华说：“国家给我们每个卫生员每个月补助50元，我们双江乡一共有17个村，但是却只给了我们14个名额，每个村都有一个卫生员，结果一分下来，每个人每个月只合40元。他们靠看病维持不了生存，出诊费也收不上来，进药的利润空间也只有14％到15％，加上村里很穷，大村平均一个月也只能够卖2000元的药，小村只有几百元。” 　　“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彭胜华说，黄岗村距乡政府有20公里，走路要爬坡下坎，步行要4个小时才能到达乡里；虽然现在公路也修到了村里，但坐车也要钱，并不是每户人家都有坐车的钱；即使坐上了车，病人也不一定能够经受至少一个小时的颠簸，弄不好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有可能失去生命。 　　黎平县计划生育局局长吴应琦告诉记者，像黄岗村这样贫困的村，要用市场化的方法解决农村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老百姓没有钱，医生看病治病，做得越多就越没有钱，这是一个死胡同。” 　　据记者4月29日得到的消息，黎平县2005年计划将村卫生员的补助提高到每月80元。但是否能够因此就解决黄岗村医疗的困境，没有人给出明确的结论。 　　5月14日，黎平县委一名姓吴的副书记带着县卫生局、民政局、水利局、教育局、计生局、妇幼保健院等职能单位负责人前往黄岗村。黄岗村民委员会主任吴成龙对记者说：“这次来的领导算不上黄岗历史上最多的，但表态解决的问题比过去多多了。”据《南风窗》 <STRONG>　　死因解析 </STRONG><STRONG>　　婴儿死因的官方说法</STRONG> 　　据记者了解，2004年3月，贵州省黎平县妇幼保健院和双江乡计生站曾经对黄岗村初生婴儿的死亡原因做过一次调查。调查认为，导致黄岗村初生婴儿死亡的第一个原因是“旧风俗、传统恶习严重，不实行新法接生”。 　　该报告说，“该村大部分村民思想始终迷信守旧，认为孕妇只能在家分娩，否则会给家里带来噩运。没有专业接生人员接生，脐带未按照医学要求处理而导致患脐风或脐部炎症感染以及气管堵塞无法处理、患破伤风等导致死亡。”“另外，不能对窒息新生儿进行急救、羊水吸入未能完全吸出等也是造成婴儿死亡的重要原因。” 　　导致婴儿死亡的第二大原因是：“孕妇在怀孕期间及哺乳期营养不良。”报告认为：“妇女怀孕后一直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母体消耗较大又没有得到正常营养补充，影响到胎儿在母体的位置及胎儿在宫内的吸附作用……孕妇在临产前还从事重体力劳动，甚至有3％的产妇在坡上分娩，分娩后就用穿在身上的脏衣服将婴儿包回家。更可怕的是，极少数的产妇因怕见血，便在米糠上或火灰上分娩婴儿。” 　　第三个原因：“因为旧风俗，婴儿出生后一个月内的产妇不许吃鸡、鸭、鱼、肉等营养食物，每天只吃一个鸡蛋或鸭蛋及不容易消化的糯米。他们迷信产妇吃鸡肉就会引起抽筋、缩筋甚至导致下肢不能行走。而且产妇在分娩10天后就要承担一切家务事。因此导致孕妇及哺乳期妇女营养不足，造成新生婴儿先天及后天营养不良死亡。” 　　第四个原因：“对婴儿喂养和护理不善，饮食不正常。”报告认为：“婴儿出生30天后，哺乳期妇女需每天上坡劳动早出晚归，初生婴儿一天24小时只能吃上母乳一至二次；婴儿缺食哭闹时，在家老人将用嘴嚼烂的糯米饭喂给婴儿，使婴儿消化不良，导致腹泻脱水；在护理方面，没有定时给婴儿洗澡、换衣物，不给婴儿洗脸，致使大部分婴儿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皮肤性疾病或受风寒感冒引起的婴儿肺炎。” 　　第五个原因是“村家居环境卫生状况极差，人畜共居现象引起污染严重，加上该村群众卫生意识淡薄，房屋缺少空气流通和良好光线，使婴幼儿没有良好的生存环境”。 　　此外，产妇“产后自我保健意识差，对新生儿缺乏科学合理的护理和喂养”，“早婚早育及近亲结婚现象仍然存在”，“文化水平低，已婚育龄妇女85％以上均属于文盲或半文盲，群众妇幼保健意识差”等也被认为是婴幼儿死亡率高的原因。 　　报告还认为，封建迷信害了黄岗人。极少数老人信奉“因黄岗村的地形像一条船，只能载那么多人，人多了就会自然死去，命好的不死，其他人就会死”。“所以，从婴儿出生就任其自然，有病也不努力去找钱医治，认为是死是活由命注定。” <STRONG>　　婴儿死因的民间版本</STRONG> 　　村民间也有关于婴儿死亡原因的各种说法，与官方的科学分析并不完全一致。 　　吴肯到实在想不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儿子的死亡，但他说：“肯定地说，村里的医疗条件不好，不会对症下药是一个问题，我爷爷和妈妈死去之前，也是生病，结果也是请医生来，一打针就死了。他们用的药有的过期了，也还在用，我跟医生买过奶粉，就是过期的。” 　　针对产妇不吃鸡鸭鱼肉的问题，吴应强说：“我这样出门打工的人，根本就不相信那些东西，我希望我爱人每天都能吃上鸡鸭鱼肉，可是我有钱也买不到啊。”买不到的原因是农村里的鸡瘟、猪瘟太严重。村里普遍养鸡养猪，可以说鸡、猪就是村民的储蓄。“你看到那些鸡啊猪啊快要长大了，可突然一次鸡瘟、猪瘟袭来，家里就什么也没有了。” 　　芳全军死去的8个孩子，死前一般拉一天肚子，第二天就死了，除此之外看不出别的病。孩子一生下来不吃饭，妈妈的奶水少，有时候喂一两个小时，有时候喂几十分钟就没有了，只好喂嚼烂的糯米饭。 　　吴生米死去的5个孩子多数只活了几个月，共同的症状就是先发高烧，然后拉肚子，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治疗了。“在我们那地方妇女生孩子的时候是不吃油的，只吃鸡蛋。老人讲吃鸡、吃肉怕影响以后的身体，别的地方吃，但他们有解药，我们没有。” 　　吴三狗死去的孩子中，除了前6个流产以外，其余4个孩子死亡之前都生了一两天的病，一致的症状是抽搐、全身发冷。吴三狗认为孩子死亡的原因是村里医生太少，“以前我们这里就只有那个老医生，他除了能打青霉素外，什么都不会”。 　　村民汪仕常认为，孩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村民思想落后，孩子生病以后有些疾病，感冒、发烧、拉肚子，很多家长没有及时送到卫生室治疗，而是请鬼师来搞迷信，还有的村民认为咳嗽、拉肚子是常事，过一下子就好了。另外，村民每天早出晚归，把孩子放在家里照顾不周到，甚至孩子满月后也是这样，结果是孩子有什么事儿也不知道，很多孩子的脸色都不好。 　　对于一些村民的指责，村卫生员吴国先和吴显芝并不认为是自己的治疗有问题，吴显芝说：“有的生病了不打针，一般小孩子打针要哭，要死的小孩不哭。有的孩子大病要死了才来打针，我们也无能为力，甚至有时候要死了还搞迷信。”                                

这里是更详细的报道：

60%几的死亡率?????太骇人听闻了吧?如果真是这样严重,当地政府是得好好重视了.因为在当今医疗条件,除了个别知识缺乏,喂养不当,也不至于这样.

我就是黎平人，也在农村地区，不过在那里再偏僻再穷的地方病了也要去看病的，毕竟到了这个年头信迷信的人也不多了。可是我不知道双江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60%几的死亡率，对于我们是不可想象的。我想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