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掀起一场文化救亡运动

　中国需要掀起一场文化救亡运动　　　　　　 中国是著名的礼仪文教之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国曾是世界各地精英人士向往的国度，连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都曾感叹，如果有机会让他选择，他一定选择生活在汉唐盛世的中国。　　 　　 可是今天，却有这么多中国人不愿意生活在自己的国家！这个让人不得不震惊和悲痛的信息，促使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去深入思考------是什么导致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和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面临的问题　　　　 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不少，就其大者而言，有以下九个方面。　　　　 第一、民族信仰体系瓦解　　 中华民族的信仰体系是建立在以儒家道统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这个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到董仲舒、文中子、朱熹、王阳明，一脉相承。由于近代“民族救亡”这一历史主题的凸显，不少西化论者掀起全面反传统浪潮，主张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路径应该是“全盘西化”，在这一主张下，中国人自断文化根脉，道统崩离，民族信仰体系瓦解。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原生环境，西方的信仰体系又始终无法真正融入中国。中国人由此被抛向信仰真空，民族精神无从安立，失去了文化家园的中国人，成为精神上的野鬼游魂。　　　　 第二、民族精神萎缩　　 由于民族信仰体系的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失去了神圣性的滋养，出现了强烈的认同危机，在从未淡出近代历史视线的“救亡”阴影下，中国甚至出现了社会进程与民族传统的有意疏离，加之百年来的屈辱和国力不足的现实，导致中华民族心理优势逐渐丧失和文化自信的逐渐崩溃，民族凝聚力随之逐渐丧失。　　　　 全面反叛传统、自断文化之根，也使中国文化在事实上屈从于了西方的价值标准，在这一文化殖民过程，中国文化沦落为被解释的对象，变成了西方文化的模仿者，失去了文化本有的位置，也丧失了文化的创造力，这是中国百年以来思想界学术界缺乏重量级人物的根本原因。　　　　 第三、国民道德的危机　　 自断传统根脉，信仰体系瓦解，也使中国的国民道德失去了伦理资源，导致国民道德在世俗化大潮中的沉沦和堕落：商人不讲诚信，不辩义利；官员以权谋私，腐败贪污；医生不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不守医德；教师收红包，教书而不育人；学者写假论文，教授搞假专著；警察与盗贼为伍；制假贩假，钱权交易，豆腐渣工程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国民道德几近崩溃边缘。　　　　 第四、国民教育危机　　 中国现代教育从教育体制、教育方法到教学内容都无不模仿西方。中学教育以应试为目的，高等教育以工具化为取向，只教书不育人不传道。中国文化的根脉已断，无“道”可传，教育丧失了最核心的价值诉求。近几年，在“教育产业化”的借口下，教育甚至变成了赚钱的工具。经济效益成了评判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准，乱收费的现象屡禁不止，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读不起书。教师没有了师德，博士教授被大批量生产，“大学精神”萎缩殆尽。　　　　 第五、权力腐败　　 权力腐败，在我们国家已然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腐化，这些事在每个国家和社会都存在，但是，这种事情一旦泛滥，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就是莫大的灾难。权力腐败，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大毒瘤。　　　　 第六、拜金主义　　 在今天的中国，金钱是万能的。现代社会，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就其社会折算功能而言应该是万能的。但在我们的社会，金钱的万能不仅表现在折算功能上，可怕的是它更演变成了一种价值评判标准，是价值上的万能，金钱变成了意义所在、目的所在。中国人由此陷入拜金主义的泥潭，这对一个民族而言不谛一场巨大的灾难。　　 　　 第七、贫富悬殊　　 当前中国贫富悬殊很大，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贫者益贫，富者益富。富者挥金如土，竭尽奢华，而贫者却生活窘迫，基本的物质需求难以满足。在城市，低收入者有的每月只有80元人民币的收入；在农村，最贫者家庭财产总计折算甚至不足人民币100元。贫富悬殊导致社会出现了有病无钱医、有学无钱上等现象，给社会带来了极不和谐的因素。　　　　 第八、分配不公　　 社会分配不公，已成为我们的一大问题。特殊利益集团掌握着公共生产要素，易于致富；特殊行业如电力、金融、税务、交通等部门，在分配上“近水楼台先得月”,收入远远超过其它行业。此外社会还存在不少暗箱操作的灰色分配；而广大民众只能靠提供劳动力获得工资报酬，由于竞争激烈，就业困难，劳动力价格被压得很低，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让广大民众怨声载道。　　 　　 第九、国家伦理目的淡化　　 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最大特征，在于社会主义有着明确的国家伦理目的。如果资本主义是一个以满足资本意志为核心诉求的社会形态，那么社会主义则是一个追求社会公平、具有鲜明道德诉求和伦理目的的社会形态，但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当前这一伦理目的已被淡化，这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是个危险的信号。　　以上九个问题，究其根本，可归结为一个总的问题：核心价值的缺失以及由此导致的意识形态的危机。　　　　 中国的意识形态恐惧症　　　　 核心价值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脊梁。没有了灵魂，一个民族就会手足无措，迷失方向；没有了脊梁，一个国家就无从挺胸昂首，失去自信。　　　　 在“救亡”的历史主题下，中国抛弃了6500年的民族传统，这导致源自西方的各种“思想”不能植入中华民族的深层结构，与民族传统融汇，所以，百年以来，在迈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中国也始终未能建立起属于自己民族的一整套核心价值体系，进而型构出与本民族传统相融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价值体系。　　　　 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意识形态”在近30年被淡化后，出于一种对时代伤痛的忘记，中华民族开始在社会主流生活中，有意回避了一个国家最为核心的问题-----对意识形态的重塑与坚守，于是，我们也逐渐被抛向了一个价值虚无的荒漠和意识形态的真空，整个社会笼罩在对利益的追求和物欲的满足之中。神圣性、崇高性、英雄主义、天下关怀、理想主义这些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诉求，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甚至成为笑柄。我们的社会就在这种意识形态真空中逐渐堕落，我们的民族就在这个价值虚无的荒漠上无所适从。由此而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　　 　　 故此，确立民族核心价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这是我们解决当前中国所有问题的必由路径。否则，我们的社会将失去希望，国家将永无宁日，民族将无法复兴，和谐社会的理想无从实现。　　　　 “十年浩劫”，中国意识形态泛滥，不但损害了社会公共生活，也相当程度主导了我们的私人生活，数以百万计的人为此遭到不公正待遇，这段经历，让中国知识分子患上了严重的“意识形态恐惧症”，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就意味着“专制集权”、“钳制思想”、“剥夺自由”。　　　　 其实不然，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意识形态。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意识形态是立国之本，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基本信念和政府的治世原则。　　　　 社会是“一统而多元”的，“一统”就是核心价值与意识形态，“多元”则是自由，是丰富。但“多元”必须是“一统”之下的“多元”，绝不能为“多元”而废“一统”。“一统”不是统一，“统一”就无“多元”可言。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因为没有“多元”，恰恰是“一统”不够权威。一方面我们忽略了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我们而又无法移植西方的传统，这必然导致我们社会出现这种“人心散了”的结果。　　　　 过分强化意识形态，奉行意识形态至上，会摧毁个人生活，消解了社会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给一个民族和国家造成巨大的伤害，然而，如果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全盘否定意识形态，视意识形态为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障碍。社会就会失去凝聚力，失去总体方向和价值基础。所以这两种思想和态度都是不明智的，它导致的结果必然都是灾难性的。　　　　 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重提意识形态问题的特殊的意义和内涵，既不是“左倾”，更不是怀念“阶级斗争”，而是重塑国家理性，因为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是治世经国的大原则，是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的价值之源。没有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国家将没有灵魂，社会将没有脊梁。我们今天的时代已不同以往，社会结构和经济文化环境都在发生巨大变化，我们有必要重新塑造新的意识形态。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绝不能总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的方向，知道自己的目标。　　　　 一个俄罗斯专家的困惑　　　　 2006年年中，一个俄罗斯专家在北京作演讲时，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前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为什么说垮就垮了？而你们社会主义中国却垮不了？这个令苏联专家感到困惑不解背后的真相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亲缘性和共融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社会是世界大同、天下为公，这一理念与社会主义关于社会的理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里，把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概括为“世界主义”、“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社会主义”，并认为这是我国的“率先发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儒家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他认为社会主义与大同理想是根本一致的。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的这种亲缘性与共融性也深植于早期共产党人的灵魂和思想之中，成为他们对社会主义进行历史选择的深层的文化动因，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无不如此。　　　　 中国步入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更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诠释为“小康社会”，胡锦涛则把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界定为“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都是儒家的社会理想。它们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儒家与社会主义的亲缘性与共融性，这在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迈出了崭新的一步，为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的全面融合开启了新的一页。在西方的各种“主义”中，唯有社会主义与儒家传统最为契合，在人类各大文明形态中，唯有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最为相通。　　　　 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天然的亲缘性与共融性，为这两大资源融合带来了极大的可行性。首先是伦理目的的一致和社会理想的趋同。从终极层面看，儒家以大同盛世为目标，社会主义以共产主义的实现为目标。《礼记226;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盛世的景象，和共产主义社会基本没有多大区别，“天下为公”，货“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盗贼不兴，夜不闭户，人们安居乐业；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劳动成为需要，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二者惊人相似和一致。　　　　 就现实层面看，儒家追求小康之世，倡导以“富民”为本，“藏富于民”，百姓衣食无忧，各得其分，“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与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发展生产力，追求共同富裕的伦理目的是基本一致的。　　 　　 另外，儒家与社会主义都具有“尚公”的观念，儒家有“天下主义情怀”，社会主义有国际主义精神；儒家与社会主义都关注民生问题，以民为本，反对贫富悬殊强调分配过程中各得其分。因而在价值取向上儒家与社会主义有着一致性。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从现实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有了切身的体会，对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性以及资本权力的排他性有了真切的感受。这种体会和感受让我们不得不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进行再认识再评价。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并不代表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更不能由此对社会主义进行价值否定，它只表明“苏俄模式”的终结。但社会主义这一内涵远远要大于这一模式。　　　　 社会主义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是从柏拉图到马克思无数西方圣哲智慧的结晶。它优越于资本主义是因为它拥有崇高的伦理目的和美好的社会理想，是对治、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西方观念形态。事实上除了“苏俄模式”，社会主义的价值也始终在彰显着，社会主义的影响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也从未中断过。　　　　 在西方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处于一种“共生”状态，并始终对资本主义进行着批判和修正。并导致许多西方国家带有了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如芬兰、瑞典、加拿大等。就连公认的资本主义强国美、英、法、德，其社会机制中同样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就吸纳了社会主义要素并形成了美国的“新政传统”，其实质就是强化国家统控，用政府权力和社会力量来制约资本的方向，调节市场。而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等许多欧洲国家政党，本身就是具有社会主义理念的政党。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许多值得称道的制度成果，都是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如工会制度、劳动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们走入了一个误区，引进了资本、技术和市场，却淡化了社会主义的各种要素。因此，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再思考，重拾社会主义的信心。把中国的儒家传统资源与社会主义资源进行有机的融合贯通，以重新确立我们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　　　　 由此可见，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的全面融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只能由儒家传统和社会主义两大资源来提供。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的有机融合，是我们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也是我们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　　　　 儒家文化里的“社会主义”基因　　　　 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的有机融合，对于中华民族和亿万中国同胞而言，是天大的好事。社会主义融入儒家传统，可以获得历史文化的合法性支持，避免社会主义因传自境外而导致的民族集体性疏离感，从而获得全民族的忠诚。而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融合则能够实现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并落实到社会现实层面而参与历史文化的创造。　　　　 儒家传统和社会主义为何至今迟迟未能融合？此前即便二者有所“接触”，也是羞羞答答，通不破断隔彼此的那层窗户纸。一方面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智慧资源为历史的困障所悬置，另一方面，是苏俄模式的社会主义所坚持的意识形态，对民族传统缺乏资源需求。于是，两种互有亲缘关系的文明就这么隔膜地共生着，谁也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　　　　 在儒家看来，“学在民间，道在山林”，“礼闻来学，未闻往教”，为维护“道”的尊严，刻意与权力保持距离。而社会主义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理想价值诉求一直没有走出“五226;四”的阴影，不愿否定“五226;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传统“礼教吃人”的荒谬判决。　　　　 就儒家而言，儒为世间法，不入世何以转世？既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就应该昂首挺胸地入世，与社会主义融合。就社会主义而言，则应该如邓小平所言“解放思想”，以民族大义为重，彻底公开为儒家“平反”，堂堂正正地取法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资源，不能只局限于几个口号和象征性的姿态，而需要全面会通儒家传统，深入取法儒家资源。　　　　 日本近代化之父涩泽荣一提出“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以儒家价值创出了日本的现代工商业文明模式。韩国、新加坡同样以儒家价值为立国之本，创造了亚洲的经济奇迹。那么儒家传统凭籍着与社会主义的亲缘性和共融性及本土优势，则必将滋养出中国的“儒家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才是真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的诞生，是中华民族的福音，也是全人类的福音。这两大资源的融合，将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开启新的篇章，也让社会主义在经历了由空想到科学、由科学到实践两次飞跃后，实现社会主义第三次飞跃。　　　　 社会主义的第一次飞跃发生在英德，第二次飞跃发生在俄国进而扩展到全球，第三次飞跃只能发生在中国。当今社会主义阵营的五个国家，惟有中国有这样的传统、实力和基础来完成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使命。　　 　　 社会主义的第三次飞跃，对内，将整合民族资源，挺立民族精神，以构建新的现代文明模式建构和完成制度创新；对外，将以王道对治霸道，用道德和道义对治强权，为人类生活输入新的价值和理念，抛弃社会达尔文主义，重建国际政治秩序。　　　　 当下人心混乱之源　　　　 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条件。一个不稳定、不和谐、充满“乱源”的社会，是搞不好建设的。因此，为了寻求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我们必须清除各种“乱源”。社会的“乱源”将对现行秩序造成颠覆性影响。现阶段，中国社会存在以下四方面的“乱源”。　　 　　 首先，是人心混乱。由于核心价值缺失和意识形态危机，民族精神无法挺立，民族凝聚力极低，人心无处安立；由于缺乏伦理资源滋养，国民道德处于崩溃边缘；同时由于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普遍化，政府公信力下降；加之就业率低，社会贫困状况未得到缓解，相当部份人承受着生活的重压，怨声载道。人心混乱是中国社会的第一“乱源”。因此，收拾人心是为清除“乱源”的第一步。　　　　 其次，社会公正的失落。社会公正失落表现在许多方面，普及到社会各领域。如钱权交易，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司法领域的腐败，各种机会的不均等，社会分配的不合理等等。社会公正失落，民怨四起，是为第二“乱源”。　　　　 第三，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诉求。比如中国式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持不同政见组织在国内已不存在，但作为一种在野的社会意识却异常强大，它具有着“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合理性与“五226;四”传统意义上的权威性。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绝大部分都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情结，都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冲动。　　　　 但中国式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却又带有强烈的非理性色彩和“草寇主义”特征。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和经济学家，甚至热衷拿着西方资本家提供的“基金”，为资本主义传道，刻意削弱社会主义的优良要素，淡化社会主义的伦理目的，丑化社会主义形象，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隐性掠夺提供合法性甚至道德支持。这是中国社会稳定和谐的最大“乱源”之一。　　　　 第四、西方价值观的长驱直入，喧宾夺主。“经济全球化”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中，伴随这一进程的是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里，外部文化必然会通过多种渠道进入中国，而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工业产品对于文化的高度依赖，让敞开大门、物质匮乏、缺乏市场经验的中国，不但很快陷入西方文化的重围，而且也被投下了这样的暗示：因为西方物质比我们优越，所以这些物质所代表的文化，也比我们优越。　　　　 这样的心理暗示，让西方文化在不少中国人心里，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文化，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指路标。中国人遂遭到精神阉割，失去文化自信。　　 　　 以上四个方面的“乱源”，都威胁着中国社会的稳定，不从根本上消解这些“乱源”，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就处于危机“四伏”之中，这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埋下了隐患。在和平的政治环境中，一定程度上，政府的权力对此鞭长莫及，当然，靠政府权力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这些隐患。要彻底根除这些“乱源”，唯一的办法就是靠民族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因价值和意识形态而导致的问题只能靠价值和意识形态去对治，光靠制度和法律是无法解决的，更不能靠政治权力去解决。没有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相应的合理的制度和法律也无法建立和完善。　　　　 国家自信源于文化自信　　　　 一个国家的自信源于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综合实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有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几个方面，其中文化虽属于软实力。但却为所有硬实力提供多方面的支撑，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基础和源头，也是硬实力持续发展的依靠。如：民族核心价值的确立、民族精神的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化、社会凝聚力的增强、政府执行力的提高、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建构等等，都必须由文化这一软实力来提供支持。　　　　 在西方现代文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华文明是一个被“化”的对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或曰发展中国家，中国如要摆脱这种文化殖民化的困境和经济上的后发劣势，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独立的核心价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新的规范和标准，开出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创生出自已的现代工商业文明模式，而不能亦步亦趋，步西方的后尘，把自己变成西方现代文明简单的拙劣的模仿者。　　　　 在这方面，邻邦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提供了成功的启示。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代，就通过民族宗教的改革创立了以天皇为象征的国家神道，从而完成了大和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挺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民族凝聚力。在商业精神上借鉴儒家传统资源，提出“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理念，创造出了独特的管理模式和西方世界望尘莫及的低成本高效力，从而创生了日本式的现代工商文明。韩国、新加坡更是以儒家价值为立国之本，同样创造出了现代经济奇迹。　　　　 韩国素有“小中华”之称，儒家传统在韩的传承至今尚未中断，滋养和培育了韩国的民族精神。新加坡绝大部分居民为华人，儒家传统在此也是薪火相传，儒家传统滋养了新加坡的爱国主义精神，培育了新加坡的现代文明。　　 　　 儒家传统在其本土中国，作为一种权威的文化资源却被中断了百余年，致使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失去伦理资源而无法挺立，文化创造的能力日显贫乏。故此，启动儒家传统资源，汇通社会主义，重建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势在必行。而只有创造出中国现代工商业文明模式，中国才能走出一条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中国才能摆脱后发劣势，超越西方。　　　　 经过二十余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综合国力国家，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　　　　 今天的国际政治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诉求，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价值取向，这种政治体系从价值理念到运行规则都从属于霸权，服务于霸道。在重大国际政治事务中，联合国形同虚设，霸主国家及其同盟国可以任意践踏国际法，可以肆意妄为，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号疯狂为本国谋取私利，为此不惜使用武力威胁和赤裸裸的军事打击。　　 　　 蛮横干涉他国内政，颠覆他国政府，屠杀别国百姓，处决别国元首。这是对人类生命和尊严的践踏。谁来为弱小民族和国家主持正义？谁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谁来改变国际政治秩序中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谁来提供对治霸道的价值理念和实力？谁来为人类开出一条没有武力和战争的通向和谐安宁的光明大道？环视当今世界，舍中国其谁？　　　　 中国的社会主义资源有着批判对治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内涵，中国儒家传统的“王道政治”则是“霸道”的克星。因此，中国有能力有条件有资格启动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资源，以“仁义道德”、“讲信修睦”、“天下为公”、“任德不任力”、“悦近来远”、“参通天地人，天下归往”的王道政治，取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和奉行霸道的极端民族利己主义原则，重建国际政治新秩序。　　　　 用社会主义的伦理目的和儒家“大同理想”，为国际政治植入美好的愿景，把人类带出“战国时代”，带出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带出强权霸道的黑幕，是中国当仁不让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　　

中华复兴，还我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