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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一次最吸引人也是最恼人的有关行为心理学的实验中,耶鲁大学的StanleyMilgram对来自各界的40个受试对象进行测试。实验测试他们在某种情况下服从来自某个“领导”的命令的意愿,这种情况就是:对被要求所采取的行动,受试者个人可能会厌恶。Milgram特别叮嘱每一位自愿的“老师-受试者”如下事宜:该项实验是出于有关教育的高尚动机;实验的设计目的是测试在学生犯错时,惩罚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是否能产生积极效果。 Milgram的实验方案包括使老师-受试者置身于一个控制面板之前,面板上有三十个带有标签的开关,标签标明从“电压15伏(轻微电击)”到“电压450伏(危险——剧烈电击)”,每次电击的级差为15伏。老师-受试者被告知:每当学生答错一个问题,都要给予电击,从最低级别的电击开始,随着每个后续的错误答案,增加电击的猛烈程度。事实上,假定的“学生”是一个Milgram雇来的演员,通过发出一系列呻吟,尖叫和身体扭动,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谴责实验和实验者的声明和咒骂,来模仿受到了电击。Milgram要求老师-受试者忽略学生的反应,并且,根据那一刻实验的具体情况,按规范施加所需要的任何级别的电击。 随着实验的展开,学生会故意答错老师的问题,因此会招致不同的电击惩罚,甚至达到300伏乃至300伏以上的危险水平。许多老师-受试者在施加更高程度的惩罚时畏缩不前,带着质疑的表情和(或者)对将实验继续下去的抱怨,求助于Milgram。这个时候,Milgram平静地向老师-受试者解释,要忽视学生乞求宽恕的哭喊,将实验继续下去。如果老师-受试者依然不愿继续,Milgram就说,为了实验,程序需要贯彻到底。他最终的理由是:“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必须继续。”Milgram试图发现,即使在面临与实验规则和条件相背离的强烈的个人和道德厌恶时,那些会施加最高程度电击的老师-受试者的人数是多少。 在实验开始之前,Milgram向39位精神病学家解释了自己的想法,并且让他们预测一下,那些会施加最高450伏电击的人在普通人群中所占的平均比例。压倒性的一致意见是:差不多所有的老师-受试者会拒绝服从实验人。精神病学家觉得大多数受试者不会超越150伏,他们进一步预测,只有4%的人会达到300伏。另外,他们认为只有疯狂的一小撮,大约千分之一的人会给出450伏的最高电击。 事实结果如何呢?好家伙,60%以上的老师-受试者连续服从Milgram直到450伏极限。在其它国家的重复实验中,这个比例甚至更高,其中一个国家达到85%。一方面是平和的、理性的、有知识的人在他们研究的慰籍中所做的预测;另一方面是那些压力之下、慌乱的但是又合作的老师-受试者,在真实生活的实验室里的切实的所作所为。我们怎么可能解释两者之间巨大的反差呢? 一个人最初会倾向于认为:肯定有某种内在的动物进攻性本能被实验激活了,并且,Milgram的老师-受试者只是跟随一种基因的需要,通过施加电击,去把这种压抑的原始的冲动释放在学生身上。一位现代核心社会生物学家可能会走得更远,也许会声称这种进攻性本能是作为一个有利的生物特征而进化的。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在他们与平原上和洞穴中的生活艰辛相抗争的时候,它一直具有生存方面的价值。最终,这种本能作为一种我们古老的动物性手段的残余,在我们的基因构造里找到了藏身之所。 替代这种基因规划论的观点是:把老师-受试者的行为看成是社会环境的结果,在这种环境下,实验被贯彻执行。正如Milgram本人所指出的:大多数受试者是在一个较复杂的背景之下来看待他们的行为的,即:对社会是善意的和有用的——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心理实验室强烈宣称合法性,并且唤起那些操作者的信任和自信。象电击一个受害者这样的行为,孤立起来看显得邪恶,但是处于这样的情境下,就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因此,在这个解释当中,受试者把他的独特的个性以及个人的和道德的准则与更复杂的制度结构的准则结合起来,从而放弃了诸如忠诚、自我牺牲和律己的个人品质,向为权威的恶意体制服务投降。 为什么如此多的老师-受试者会为了一个制度性权威人物放弃他们的个人责任感,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对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而言,问题是搞清楚两种解释哪一个更加可靠。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现代生物学问题——去发现在何种程度上,无法更改的基因规划决定了、或者至少强大地影响动物和人类与其环境的互动,也就是决定或者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换句话说,社会生物学关注于澄清所有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作为人类的一员,是否每一个都应接受这样的拷问?当环境改变了,当遇到动荡了…当暴风雨又来临了;你能保证自己不变成野兽?不变成混球?不变成犬儒者和猪猡吗?<div id=[/im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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