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论述

（一）民族。斯大林在简短的前言中，讲述了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全面论述民族问题的迫切性。在民族一节中详细论述了“民族”的概念和定义，斯大林简明扼要地概括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而且斯大林强调：“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接着，斯大林批判了石普林格尔、鲍威尔等人在民族概念和民族定义上的荒谬观点，认为他们鼓吹的是唯心论的民族理论。 （二）民族运动。斯大林在这一节中论述了民族、国家的产生，民族运动的兴起，民族运动的形式、性质和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态度。斯大林认为，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当然，斯大林这里讲的是现代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产生的过程，而不包括古代民族。接着斯大林又论述了西欧独立的民族国家和东欧多民族国家的诞生。斯大林指出，民族运动是在统治民族的和被排挤民族的统治阶级之间开始并激烈起来的。通常是被压迫民族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地主，或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执政贵族。在民族运动中资产阶级是主角。民族运动的最初内容是争夺市场，进而由经济范围进入政治范围。民族运动的力量决定于该民族广大阶层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参加运动的程度。斯大林说，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也能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民族运动中去，那时民族斗争表面上就会带着“全民的”性质，实质上这个斗争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是有利和适合于资产阶级的。但是，工人现在反对、将来还要反对从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样要反对各种各样的挑拨政策。因此，各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民族自决权。斯大林认为，自决权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干涉这个民族的生活，毁坏它的学校和其他机关，破坏它的风俗和习惯，限制它的语言，削减它的权利。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要支持一个民族的一切风俗和机关。它反对用暴力压迫民族，仅仅维护由民族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同时要进行鼓动，反对该民族的一切有害的风俗和机关，使该民族的劳动阶层能够摆脱这些有害的东西。斯大林又认为，自决权就是民族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它有权按自治原则安排自己的生活。它有权和其他民族建立联邦关系。它有权完全分离出去。每个民族都是自主的，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维护民族的任何要求。社会民主党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民族则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义务和民族的权利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斯大林还认为，社会民主党为民族自决权而斗争，目的在消灭民族压迫政策，使这种政策没有立足的余地，以便消除民族间的斗争，使它缓和下去，使它减到最小限度。——这就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和资产阶级力求加剧并扩大民族斗争、继续并加紧民族运动的政策在本质上的区别。斯大林指出，民族运动实质上既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就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来。可是把民族斗争减到最小限度，从根本上消除它，尽量使它无害于无产阶级，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是可以做到的。 （三）问题的提法。在本节中针对崩得分子柯索夫斯基、哥里德勃拉特和鲍威尔、石普林格尔等人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论述了正确运用民族自决权的条件。斯大林说，民族有权按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权分离。但这并不是说它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这样做，也不是说自治制或分离制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利于该民族，即有利于该民族中的多数，有利于劳动阶层。斯大林认为，民族问题只有和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才能得到解决。某个民族所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条件便是解决该民族究竟应当怎样处理自己的事情和它的未来宪法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形式这一问题的唯一关键。同时，很可能每个民族解决问题都需要用特殊的方法。如果在什么地方必须辩证地提出问题，那正是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总结说：以具体历史条件为出发点，把辩证地提出问题当做唯一正确的提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 （四）民族文化自治。斯大林列举了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和鲍威尔、石普林格尔在民族自治方面的谬论。斯大林指出，鲍威尔和石普林格尔的理论，是用民族自治替换民族自决，但这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1）民族文化自治是以多民族国家的完整为前提的，自决却超出了这种完整的范围；（2）自决是赋予民族以全部权利的，民族自治却只限于“文化”权利。斯大林还指出，民族自治是和民族的整个发展进程抵触的，民族自治又是和阶级斗争的进程相抵触的。在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时代，社会民主党放弃组织无产阶级的任务，而去组织和建立民族，这就是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因此，斯大林说，鲍威尔和石普林格尔鼓吹的民族文化自治是一种精致的民族主义。斯大林指出，正因为它的“精致”，就更具有隐蔽性欺骗性和危害性，它是造成各民族彼此隔离的基础，又是造成分裂统一的工人运动的基础。由此看来，民族文化自治不仅不能解决民族问题，它还使民族问题更尖锐，更紊乱，更容易使工人运动的统一遭受破坏，使工人们彼此按民族隔离开来，使他们中间的纠纷加剧下去。<div id=[/img]

  （六）高加索人，取消派代表会议。斯大林认为，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的诺某和马尔托夫提出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全高加索实行区域自治，高加索境内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斯大林指出，如果从高加索的条件看，民族文化自治是毫无意义和荒谬绝伦的。其原因是：民族文化自治是以具有发达的文化和文学的、较为发展的民族为前提的。没有这些条件，这种自治就会失去任何意义而变为无稽之谈。但是高加索许多民族只有原始的文化，他们虽有特殊的语言，但没有本族的文学；况且这些民族都处于过渡阶段，一部分在被同化，一部分在向前发展。在这里怎么能实行民族文化自治？又怎么能以民族文化自治为必然前提把他们组织成一些单独的民族文化联盟呢？斯大林认为，只有把后进的民族纳入高度文化的总轨道才能解决高加索的民族问题。只有这种解决方法才是社会民主党所采纳的进步的解决方法。高加索区域自治之可以采纳，在于它把后进的民族引上总的文化发达的大道，帮助它们跳出小民族闭关自守的狭隘范围，推动它们前进，使它们易于享受高度文化的成果。民族文化自治却适得其反，因为它把各民族禁锢在旧的狭隘范围内，把它们固定在文化发展的低级阶段，妨碍它们走上高级的文化阶段。高加索取消派对民族文化自治采取了口头讨论和文字辩论的方式，而取消派的全俄代表会议却想出一种奇异方式：先是对“这一要求的实质不表示意见”，然后是“认定对党纲中承认每一民族均有自决权的条文这样解释和党纲原意并不抵触”。斯大林指出，党纲规定的民族自决权，是指民族不仅有权实行自治，而且有权实行分离。条文讲的是政治上的自决。并非指一般的民族权利。“民族权利”和党纲“原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党纲“原意”表现无产阶级在自己的纲领中科学地规定的利益，民族权利却可能依各阶级（资产阶级、贵族和僧侣等等）的势力和影响为转移，而表现其中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前者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义务，后者是由各阶级所组成的民族的权利。  （七）俄国的民族问题。斯大林认为，解决俄国的民族问题必须同俄国内和整个国际形势密切联系起来。俄国正处在过渡时期，“正常的”“宪制的”生活还没有确立，政治的危机还没有克服。狂风暴雨和“纠纷扰攘”的日子还在前面。因此，现在和将来的运动就是争取完全民主化的运动。民族问题应该同这个运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国家完全民主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和条件。这是俄国国内的条件。国际条件是：俄国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奥国和中国之间。民主主义在亚洲的增长是必不可免的。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增长不是偶然的。资本主义在欧洲已感到地盘狭小，于是冲入异国去寻找新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新的投资场所。但是这就会引起国际纠纷和战争。完全可能造成一种内外形势结合在一起的局面，那时俄国某个民族将认为必须提出和解决本身独立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主张民族自决权。自决权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斯大林再一次分析“民族文化自治”不适用的理由：（1）它是勉强凑成的，不切实际的，因为它要把一些被实际生活拆散和转移到全国各地去的人勉强凑成一个民族。（2）它驱使大家走向民族主义，因为它主张人们按民族标准“划分”，主张“组织”民族，主张“保全”和培植“民族特点”。斯大林结论说，民族自治不能解决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区域自治。区域自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实行的时候所遇到的不是没有地域的空中楼阁，而是居住于一定地域上的一定居民。其次，区域自治不是把人们按民族划分的，不是巩固民族壁垒的，是打破这种壁垒，把居民统一起来，以便为实现另一种划分即按阶级划分开辟道路的。最后，它使大家不必等待总的中央机关的决议而能最适当地利用本地区的天然富源并发展生产力，——这样的职能是民族文化自治所没有的。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斯大林指出，在一切方面（语言、学校等等）实行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必须在国家完全民主化的基础上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无例外地禁止民族享有任何特权，禁止对少数民族权利加以任何妨碍或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实际地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斯大林揭示了民族文化自治和崩得分子提出的联邦主义的因果关系和必然携手并进的前途，接着论述了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组织原则和联邦主义组织原则的根本区别。斯大林指出，组织形式不仅影响到实际工作，它还在工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上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工人过着自己的组织生活，在自己的组织中获得精神上的发展并受到教育。他既在自己的组织中交往，每次都在那里和自己的别族同志相见，和他们一起在共同集体的领导下进行共同的斗争，当然就深刻地意识到工人首先是一个阶级家庭中的成员，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军中的成员。这对于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就不能不有极大的教育意义。所以，国际主义的组织形式是培养同志情感的学校，是拥护国际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宣传。与此相反，工人如按民族来组织，就会局限在民族的小圈子里，彼此被组织上的壁垒隔离开来。这样，所强调的就不是工人彼此共同之点，而是他们彼此不同之点。在这里，工人首先是自己民族中的一员，如犹太人、波兰人等等。无怪乎组织上的民族联邦主义只能使工人养成民族独存的精神。所以，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民族狭隘性和民族保守性的学校。在国际主义和联邦主义之间，不能调和，也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斯大林认为：工人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