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龙胜县广南村社会史考察

关于中国乡村研究，一个较为传统的叙述框架是功能主义的社区分析。费孝通在《乡土中国》（1947）一书中说：  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每一个社区有它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也称作社区分析。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9）是以功能主义的社区分析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验性范例，他以小型社区窥视中国社会，从功能的角度解释中国乡村社会及社会变迁的动力。然而，功能主义的文本范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受到了强烈批评，批评者提出了九点意见，其中一点认为，功能主义文本把文化或社会作横切面的切割，然后用功能关系的理论把它们联系起来，其研究是在时空上十分局限的社会中展开的，并总是强调把具体的事例推向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这种做法使文本成为与作者和社区无关的论述。　　较早注意到社区分析的局限性的是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他在研究中国乡村社会时，尽力纠正人类学主流派只着眼于小社区而忽略村落与外界的联系的倾向，创立了乡村社会的市场体系理论。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在西方的中国学界影响巨大，一整代的美国史学家，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但是，市场体系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乡村社会。事实上，施坚雅后来承认，市场体系和社会结构并不完全重合。研究中国乡村社会，需要一套更具说服力的叙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