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底蕴

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底蕴当今中国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血与火的洗礼，终于迈上了快速崛起的大道上。中国正在崛起之中，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美国《新闻周刊》曾以“中国世纪(china's century)”为总题，用了21个版面进行密集报道，从政治、经济、商业、教育、电影等多个角度解读当今中国，一时引起轰动。其中写道：“美国人赞赏美丽，但他们更痴迷于巨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让美国人如此震撼。这个国家的规模令美国变成了矮子——13亿人口是美国的4倍。100多年来，一小撮美国的传教士和商人为中国魂牵梦绕——前者沉迷于拯救10亿个灵魂；后者惦记着为20亿个腋窝除臭——最终却一无所获。中国十分巨大，却还非常贫穷。但一切正在改变，现在如此引人的巨大规模似乎开始成为恶兆，美国人正疑惑 ‘中国威胁’ 是否正在噩梦成真。”中国的四大发明曾经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十九世纪中叶却被率先崛起的西方诸国所侵略。那个曾经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如何竟然演变而成“中国威胁”呢？中国崛起除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之类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正在于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底蕴。文化的深厚底蕴正是中国能够实现崛起的内在根据，同样地，从相反的意义上说，中国在1840年被西方强国入侵的历史根源也恰恰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所导致的2000年缓慢发展。一个大国的沉沦与崛起与其拥有的文化底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如何解答这个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大问题？一个具有“吃人”性质的传统文化的民族如何能在强手如林的大国竞争中崛起？今天的我们如何理解这看似矛盾的现象？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完整而连续保存下来的文化体系，传统文化中必然包含着内在的合理性。那么，中华文化的精华——真正的合理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高度同一化的语言文字、文化习俗和生产方式是打败一切文化入侵者的有力武器。中国自古以来是典型的东方农耕社会。由于地域辽阔，人口密集，资源丰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备了海纳百川的能力。自秦汉大一统形成以来，汉族在与北方游牧民族历次战争中，即使被打败，但最终仍然是文化传承上的主动者、胜利者。农耕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乏流动性，土地与人相对固化在一定的空间区域，农耕民族因为人口与土地的固化而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这正是文化传承的首要前提，也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本质区别。以家庭/家族历史主义荣辱观为核心思维方式的传统文化形成了铁板一块的整体性。在相对固化的空间内，文化的主要意识形态是围绕着家庭/家族而建立起来的。所谓的国家其实就是由这样的相对固化的一个个单元区域空间所组成——从家庭/家族/集团/阶层/阶级直到发展到皇权的大一统制度的形成。每个个体的人都是以家庭/家族为中心，整个中国社会又是以皇权（更大范围上家庭/家族）为中心，全国则是由许多小家庭组成的大家庭。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家族历史主义意识则是每个个体的核心思维。个体的价值取决于家族历史主义荣辱观，每个人都不过是家庭/家族整体中的一颗螺丝钉，个体的命运与家庭/家族的命运共荣辱与成败。中国的个体人历来不是“一个人”，而是具有整体观念的“人”。“人”是许多个体人组成的整体，人离不开人所组成的整体，人一旦离开人的整体，人就不再是正常意义上的人。因而，中国人自古就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个人所成就的事业只有通过整体的成败来体现。在中国古代，个人英雄主义是极难成功的，个人的“英雄”也是无法与家庭/家族分开的。英雄为了家庭，英雄出于家庭，英雄归于家庭。古人视做官为人生成功的标准，而做官的人成功的标准则是使自己的家族繁荣、人丁兴旺，而做官的人最大的不幸莫过于“株连九族”、“满门抄斩”了！宗教、哲学、政治形成了超稳定形态的三位一体结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三大核心结构中，宗教、哲学缺乏相对的独立性。由于中国原始宗教的早熟，使保守落后的思维形式得以大量地积淀下来，从而成为新的哲学或者说是更加纯粹的哲学产生过程中所遇到的最主要的障碍。中国传统哲学逐渐地从原始宗教中产生，并部分地取代了宗教的职能。因而，宗教与哲学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宗教与哲学相互替代对方的功能。秦始皇大一统之后，宗教、哲学与宗教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哲学与宗教都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实用主义哲学是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在整体性的文化框架底下，个体人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与游牧民族不一样，人欲生存下去，必须首先占有一定的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的土地、水源等物质性资源。占有欲意味着生存能力。一切以如何占有、对待占有的态度以及如何维持占有等生存哲学——实用主义哲学为中心。中国主流文化以儒家实用主义哲学为基本思维方式，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利益为中心，现实世界的利益需求消解了人们对于崇高与真理的追求。儒、释、道三教合流之后，更加强化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儒家讲的是入世思维，而释与道讲的是出世思维。这样，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儒家文化成了人们生活中通行的处世哲学——世俗哲学，其核心正是礼义之道。隐藏在礼义之道的背后，更重要的往往是物质形态的利益交易规则。中国人在生活中总是权衡着人与人交往的利益问题，时时揣摩周围人们之间亲疏远近的关系，并将利益当成了人际交往最为核心的法码。“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以利益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哲学成了人们之间的交往的准则，因而中华民族也许是世界上最善于交易的一个民族。卓越的生存能力让中国人能够扎根于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由于人口众多，在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的压榨下，历史上下层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往往是极其恶劣的。为了生存，他们自强不息，具有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意志和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精神。我们看到，伴随着中国崛起的步伐，中国人从各自的小家庭里走了出来——从农村走向城市，从中国走向世界。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悄然成为中国建设的主力军。不仅在国内的中国人如此，走出国外的中国人更是如此。中华民族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不怕苦、最为勤劳的一个民族了。仅以美国为例，从1785年3名华人船员抵达美国巴尔的摩港口算起，华人到达美国土地上已经有220多年的历史了。最早的华人大多是到美国去的“猪仔”劳工，他们修铁路，挖金矿，做着同为世界移民的其他国家移民所不愿去做的各种苦力活，为美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华人移民才得到与其它种族平等的权利。其间，美国的华人走过了一段曲折而辉煌的奋斗历程。作为人间天堂的美国尚且如此，其他国家就更不必去说了。良好的国民性是中国社会趋于稳定和谐的坚实基础。一方面，在家庭/家族历史主义思维方式主导下的中国人崇尚整体性思维，追求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和谐关系，经过几千年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的熏陶，造就了中国人十分温和的“良民”性格；另一方面，在政治集团、利益集团乃至皇权压榨下，中国人的国民性被严重地扭曲，在集体暴力下形成了良好的“顺民”性格。时刻讲着“面子”和“道德”的不饱满的个体实际上潜藏着巨大的的成长空间。无论是“良民”抑或“顺民”，这样的国民是一个个不饱满的个体，中华民族就是由这样的一个个被压抑了2000年甚至是5000年的个体所组成的！中国人的力量显然是大大地被压缩了的整体——在这个被压抑了2000—5000年巨大的整体中，潜藏着的能量一旦得到释放，全世界的人们都能感受到中国人那种不可抗拒的热力。社会经济发展本身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文环境之上，并受到人文环境的影响。中国崛起最终取决于中国本土的人文环境。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恰恰说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民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全民创业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据浙江省工商局的数据统计,浙江民营经济在2006年底已占全省GDP的70%以上,税收的50%以上,外贸出口的40%以上,就业人口的90%以上,主要经济指标已连续8年位于全国前列。永不满足的占有欲是中国崛起的“永动机”。与“良民”、“顺民”相对应的，在中国历史上永远都存在着一大群贪得无厌的“肉食者”。他们从家庭/家族式的小占有直到集团/阶层乃至皇权式的大占有，全国的大部分人口、土地、财富都被他们占有。皇族一般都是中国最大的家族。正如鲁迅先生所描述的那样，中国人骨子眼里都有一种“地主”式的思维方式，富了就要买田置地当地主，娶几房姨太太，多生儿子，接着便是人丁兴旺，成为远近闻名的名门旺族。然而地主式的扩张到衰败的过程大多在三代以内完成，此所谓“富不过三代”之说。中小地主富不了三代，国兴也不过五代而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大大小小的“肉食者”无节制的占有欲正是中国社会肌体内的癌细胞，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中国社会兴衰周期律正是由此而来。以上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涵的有益于中国崛起的积极因素，那么，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历史上同样是传统文化，那些所谓的积极因素也一样存在着，历史上的中国人——尤其是近现代的中国人却没有把中国发展起来，相反却成了举世闻名的“东亚病夫”？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大一统这个无比巨大的“铁屋子”箝制了中国人的思维，扼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大一统的核心是皇权，其统治方式就是封建专制。在没有西方的船坚炮利洞开天朝大国国门之前，没有人能够逃脱大一统的魔掌——即使再过一千年，那种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无节制的压榨，导致农民起义，然后便是改朝换代的 “周期律”仍然继续存在于中国的大地上。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历来倡导重农轻商，抑制工业的发展，观念陈旧而落后，人民创新的力量被抑制，导致中国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严重脱节。宋代以后，中国社会文化更是死水一潭，毫无生气可言。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其生命的活力。历史上的大一统皇权，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占有国家和人民，国家发展与人民幸福并不是它最迫切关心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占有，更为长久地占有。因而，皇权专制的本质是反人民的。皇权是无法挑战的。这就注定中国文化有了最终的决定论者与独断论者，自由思维注定要被扼杀。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产生过西方式的思想，然而那些思想在皇权面前，显得那么脆弱，没有一点儿生存下去的可能性。中国的落后并不是人口、土地等文化核心元素本身造成的，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唯有开放，在开放中实现扬弃，清除文化糟粕；通过开放，消解诸如“周期律”等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历史宿命。唯有开放，有了外部势力的存在，我们才能够在一个较大的程度上打破家庭/家族历史主义内倾式思维方式，中国人的力量才能够在一个较大的程度上实现内与外的平衡，中国才能真正地融入国际化。唯有开放，才能使集团势力无处遁形，最终消解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铁桶式占有。唯有开放，打开国门，中国才能顺利实现内部利益的调整，满足中国人占有欲的扩张，释放中国人被长久压抑的能量。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普遍流行着“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但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不如一条虫”的说法，于是乎，没有从“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阴影里走出来的中国人在中外文化激烈冲突面前充满了的痛苦。中国的开放政策更是遇到了“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只要开了一道小缝，结果就是挤破了一扇窗、一道门、一堵墙。经过近30年的拚搏，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人已经在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大批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中外文化处于更高层次、高宽领域的开放式交流、互动与融合之中。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在一百多年的历次中国文化革命中已受到很大的冲击，已实行数十年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冲击了中国传统家庭/家族历史主义观念，男女平等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既定事实，并且深入人心。只要中国能够顺利渡过文化开放关，并且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快速富强的中国在世界上将无人能敌。但是，直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仍然在以各种形式隐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集团利益的阴影仍然在困扰着当今的中国人……唯有对外开放，中国传统文化才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