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连载：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

魏文彬将刘学稼请进了这块圣地，两人坐下来，一包烟，两杯清茶，开始促膝谈心。 　　刘学稼是湖南师大（原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文革前的毕业生，魏文彬是最后一批毕业于湖南师大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他们算是师兄弟。刘学稼的电视感觉非常好，当全国才兴起以散文的笔调做专题片的时候，刘学稼便开始了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做电视专题片，数次获得全国大奖。    　　魏文彬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在怀化的那次经历，详细描述了那个画面，然后用上了一个词：罪莫大焉。他对刘学稼说：“学稼呀，我有一个梦想，一直都想搞出一些有知识含量，有认识深度，有画面美感的真正的电视。现在，我有条件了，我是台长呀，我可以干了。你先把这件事干起来，我在背后支持你。你来做一台节目，题目就叫《我说湖南》，说出深度来，说出性情来，说出一种自豪感来。我看就由这个小镇说起，由麻石街说起，由马桶说起。” 　　此时坐在刘学稼面前的魏文彬不是一位官员，而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热血男儿。刘学稼是个多少有点老派的知识分子，胸中积淀着被压抑十余年的能量。台长既然将他引为知己，他自然愿意肝脑涂地。 　　那个晚上，两人从晚上八点谈到凌晨四点，谈得热血澎湃。 　　睡了一两个小时，八点钟，魏文彬准时出现在办公区，他对办公室负责人说：你通知下去，半个小时后开会，全台所有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 　　台长是有权威的，他通知开会，几乎没有人敢拖拉。魏文彬坐在主席，刘学稼坐在他的身边。他扫视了一眼会场，副台长来了，总编室主任来了，车队队长来了，技术部主任来了，财务负责人来了。刘学稼仅仅只是一名编导，他竟然进入了这个会场，而且坐在台长身边，显示了这个会非同一般。会场很安静，谁都不明白魏文彬脑子里又在转动些什么。 　　魏文彬脑子里，就在转着一个电视梦，他希望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让刘学稼干出一件大事来。调子是他定的，这件事，由刘学稼负责，人由刘学稼调配，其他所有部门配合，要钱就拨钱，要车就派车。你们各个部门负责人，每个人要给我表态，还要形成一个纪要，如果出现了阻滞，谁出难题，我就找谁算账。 　　这个会的结果好得出乎魏文彬的预料，每个部门负责人都有很好的表态，文人气的魏文彬以为大事成矣，不禁暗暗舒了一口长气。 　　其后的一个星期，魏文彬数度在办公区的楼道里见到刘学稼，他很想问问准备的进度，又担心问了会给人一种不信任感，只好打住话头。一个星期后，他终于忍不住，问道：“学稼，你还没有下去？”刘学稼说：“莫急莫急，我正在办这个事情。”又过了一个星期，还是那句话：“莫急莫急喽，我有些事还没处理完。”一个月过去了，刘学稼的事情仍然没完没了。 　　魏文彬莫名其妙，一切都是会议上定下来的，怎么一个月还无法启动？他对刘学稼说：“学稼，今天晚上，你到我家里来吧。” 　　又是那间小书房，又是一包烟两杯清茶。面对魏文彬递过来的烟和茶，刘学稼动都没动。他说：“魏台，这个事没救了。” 　　魏文彬心中猛地跳了一下，反问：“不是会上定下来的吗？怎么没救了？” 　　刘学稼说：“你是台长，你讲话，大家都要听，发了会议纪要，大家也都很重视。可是，具体事情，需要我去落实。我落实起来就难了。” 　　这次轮到魏文彬说莫急了：“莫急莫急，有哪些难处，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刘学稼将难处一桩桩一件件摆出来。 　　比如申请一台车，按照汽车管理的相关规定，他必须写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必须经过主管主任签字，然后是分管副台长签字。签完字后，按理就可以派车了。派车权在车队，车又是权力的象征，权力和利益直接关联。权力是一台最大的孵化器，需要金钱人格来催动。刘学稼是个文人，骨子里有着文人的清高，既不懂这台孵化器的运行规律，也不屑干这件事，结果，这台机器自然无法启动。 　　听到这里，魏文彬按捺不住，差不多要拍案而起。他说：“各部门主管都签了字，他有什么理由阻拦？” 　　阻拦的理由太好找了。80年代，电视台仅仅只有两台破车，后来魏文彬当常务副台长、台长，大搞基础建设，台里才增加了几台车。可无论增加多少，车永远都不够用。车队里明明停着车，有关人员却说派不出，因为某某副台长早就打了招呼要用车。你回去等吧，有了车立即给你安排。等了一天又一天，车就是没有，后申请的人，倒是拿到车了。原因十分简单，刘学稼没有也不屑输送权力场的运转之源。 　　做节目需要钱，刘学稼必须打个报告，写明需要的数目。接下来又是层层审批，批好了拿到财务部门去过最后一道手续。财务部有一扇工作窗口，负责人坐在里面，报批的人站在外面，彼此四目相对，负责人审查的不是报告的内容，而是报批人的心理，那种目光，就像警察审贼一样。他们也不清楚做一台节目到底需要多少钱，只是本能地觉得别人在掏他自己的钱袋，不管三七二十一，拦腰砍一刀。 　　最邪门的是设备部门，仓库里堆了很多机器，负责此事的人，一手接过报告，看都没看一眼，另一只手伸出来了，两个手指轻轻一搓，一个数钱的动作。预算已经被财务部门砍了一刀，哪来的钱塞这些黑洞？可没有钱，根本领不到设备。

最后，刘学稼沮丧地说：“你每次问我转些什么。我一天到晚，转的就是这个。我转不出来呀，台长。” 　　魏文彬默然无语。他明白了：“一切的根本在于机制。这是一个折磨人的机制，磨掉的是人的才华、锐气，最后把人的自尊都磨掉了。这是一个养懒汉的机制，把一些懒汉养得白白胖胖的。能干的有才华的，他们没有干，也没法干，只好去钓鱼，去打牌。”对这个机制   ，他深恶痛绝，下定决心要改革。 　　因为老厅长李青林到年龄要退休，省委决定由年仅42岁的魏文彬接任。魏文彬说：“我这个台长还没有当好，一身的劲都没有使出来，现在要我当厅长，我根本不知道该干什么。”别说是当厅长，就是副厅长，他也没有真正意义地当过，从来都不曾站在厅长的位置考虑过问题。 　　当台长，想改革，却还没有想透从何入手，何况偌大一个广播电视厅，他能有什么三头六臂，当好这个班长？最初接触到这件事，他甚至有一种乡下孩子进城般的恐惧，怕自己干不好辜负了省委的期望，辜负了全厅干部职工的嘱托。

我自认虽从政多年，但骨子里始终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心灵很少受到污染的文人。 　　——魏文彬语 　　1992年12月23日，湖南省广播电视厅处以上干部在黄土岭厅机关三楼会议室开会。    　　这是一次年终例会，谁都没料到的是，会议结束时，老厅长李青林突然宣布，他这个厅长只做到今年的12月31日，从明天开始，他不再来办公室上班，如果有大事，给他家里打电话，其他的事，找魏文彬处理。 　　这等于宣布魏文彬接任厅长。这是一个厅长向另一个厅长单方面宣布的接班，而不是由省委组织部宣布。这个宣布显然不合程序。这也充分体现了湖南人的一种性格，敢作敢为，敢为天下先。 　　当天晚上，省委副书记杨正午让他的秘书打通李青林的电话。杨正午在电话中说：“老李啊，你怎么就宣布了？” 　　李青林的回答极富意味，他说：“我不宣布，谁宣布？我怕夜长梦多。” 　　李青林并非心血来潮，让魏文彬接任厅长，他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 　　早在10年前的1983年，厅里搞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李青林力排众议，主张魏文彬担任湖南电视台新闻部主任。此时的魏文彬，一个工农兵大学生、进入省电台当记者才只有14个月，连副科级都不是，也不是党员，电视台新闻部主任却是处级职位。这一提议遭到了众多质疑和反对，最终，李青林急了，站起来说：“你们觉得魏文彬不适合，你们提人选，谁的能力才华超过魏文彬，我就举手。如果不及魏文彬，我坚决不同意，这个官司打到省委我都不怕。” 　　1985年，担任新闻部主任11个月之后，魏文彬被提升为副台长。有人和魏文彬开玩笑，说他是未来的厅长接班人。在魏文彬看来，这只是一个玩笑，根本当不得真。且不说他对厅长这个职位一无所知，以他当时的资历阅历，由副台长到常务副台长到台长，到副厅长然后是常务副厅长，仕途的楼梯还有很多级，每一级都是大坎，他怎么迈过去？不可想像。 　　李青林宣布魏文彬当厅长的消息，迅速在全厅传开，电视台的老同事们，纷纷向他致电祝贺。可接到这些电话，魏文彬诚惶诚恐，那几个月时间，他甚至本能地回避去黄土岭，他想逃避，却又不知哪里有世外桃源。 　　1993年3月，省人大会议如期召开，人大代表们高票通过了关于他的厅长任命，他成了当时整个湖南省最年轻的厅长。这一年，魏文彬43岁。 　　省委组织部给魏文彬打电话，通知他，两天后厅里召开处以上干部会议，由省委副书记杨正午以及另一名常委一同宣布对魏文彬的任命。这次会议有点就职演说的意思，组织部的领导特别嘱咐魏文彬，给他两天时间，好好考虑一下就职演说稿。 　　魏文彬的第一想法，不是写好演说稿然后去履新，而是想，天哪，这么快，我电视台这里还有一大摊子事没搞呢，怎么办？这一整天，他都在电视台处理工作，虽说电视台台长仍然由他兼着，毕竟要去新的岗位了，这边的工作千头万绪，每一件都需要交待。 　　次日起床后，他一头扎进小书房，摊开纸，准备写讲演稿。直到提起笔时，当厅长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里，仍然是模糊的，甚至是遥远的。这个厅长应该怎么做？应该向省委领导向全厅处以上干部表个什么态？未来的湖南广播电视厅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他心里一点概念都没有，甚至不清楚广播电视厅到底管辖着哪些部门，同下面各地市州广电局的关系是什么。 　　捏笔的手渗出汗来了，第一个字仍然没有写下来。身后的门被推开了，17岁的儿子轻轻地叫了一声爸爸。魏文彬暗吃一惊，正在读高中的儿子为什么还没有去上学？他转过头来，看到儿子的脸色有异。 　　“有事吗？”他问。 　　儿子按着自己的右腹部，说：“我这里好痛，你能不能陪我去医院？” 　　魏文彬的脑袋突然嗡的一声，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爆炸。儿子是那种大大咧咧的性格，从小开始，什么事都自己做主，极有主见，他这个做父亲的，几乎没有在儿子身上操过心。然而，今天是那么的不同，他竟然主动提出要父亲陪他去看医生，只能说明两点，第一，他病得很重，第二，他预感到了什么，自己不敢独自面对。儿子手按的那个部位是肝部，难道真的有什么事？那一瞬间，一种不祥的预感铺天盖地而来，魏文彬想站起，但双腿发软。 　　此时，脑子里不可能再有厅长的职位了，惟一只有儿子。他拿起电话，要了车，将儿子送到医院。魏文彬问医生，儿子是否有什么问题？医生说，现在还无法下结论，需要进行检查。同时，医生又表示，可以肯定，疼痛来自肝区，一般来说，肝区是不应该疼痛的。魏文彬说，胆结石不是疼吗？医生说，你儿子的症状不是胆结石。如果说，此前他还怀有某种侥幸的话，那就是希望是胆结石。医生如此肯定地否认，再一次令魏文彬跌入了绝望的深渊。他扶着儿子，楼上楼下，一个又一个科室走动，进行一次又一次检查。 　　最后一次走进的是彩超室。负责彩超的医生和他很熟，彼此打招呼时，魏文彬有点心不在焉。他的眼睛一直注意着儿子，能够感觉到，儿子内心也在痛苦地煎熬着，他和自己一样充满了莫测的恐惧，却又不能表达出来。

医生手持彩超探头，在儿子的右腹部探过来扫过去。魏文彬站在医生身边，目光在显示屏、探头以及医生的脸中画三角形。他自然看不清显示屏上那些图案的含义，但他能看懂医生的表情。在其中一个地方，她反复探照，脸色显得异常凝重，眼神又显得有几分犹疑。这不是魏文彬期望的眼神，看到这种眼神时，他那颗悬着的心，升得更高了。 　　儿子就在面前，他不方便同医生说话，只是用手在她身上轻轻地碰了一下，意思是问她   ：“情况怎么样？”她没有看他，而是将探头移向一个部位，然后不易觉察地点了点头，答案是：“这里有点问题。” 　　检查结束，魏文彬将儿子支到隔壁房间休息，关上门，闩好，问医生：“怎么样？” 　　医生说：“有点问题，肝部有一颗黄豆大的瘤子。” 　　魏文彬脑子嗡地一炸，全身发软，几乎要坐到地上。他强撑着问道：“是良性还是恶性？” 　　医生说：“现在还不能肯定，要做CT才能确诊。” 　　她一边说一边写病历，魏文彬在一旁看着。医生的字不好认，龙飞凤舞，但有一点，他看得千真万确，那是Ca两个外文字母，后面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Ca是癌症的英文缩写，那个问号表明怀疑。医生怀疑儿子得了肝癌。这是最可怕的一种癌症，死亡率之高，令所有人闻之色变。那一瞬间，魏文彬完全傻眼了。这么多年来，他是第一次和儿子贴得这么近，又离得这么远。他第一次意识到，儿子已经17岁，17年来，关于儿子的成长，他竟然什么都不知道，甚至对于他到底是如何长大的，自己一无所知。此时他才意识到，作为父亲，自己是如此的不合格，如此的失职。 　　缓过气来之后，魏文彬来到隔壁房间，拉起儿子的手，说：“儿子，快走。”急急地赶到CT室。他并不是个急性子的人，可这一次，无论如何他都慢不下来。最大的期望是尽快拿到结果，许多事情，还等着他决定，他期望以最快的速度迈过这道生命的坎。 　　可是，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这家医院的CT机坏了，几天前送到广州修理，要到下午两点才能运回来。魏文彬想带儿子去另一家医院检查，可这里的医生告诉他，那家医院的机器稍差一点，最好还是等到下午。 　　中午，坐在饭桌上，魏文彬告诫自己，一定要坚强，不能让儿子看出自己正面临巨大的煎熬。他想，无论如何，一定要好好吃下这餐饭，就算下午有事，也等下午再说。儿子坐在他的对面，手里端着碗，神情恹恹的，对这一切不知是否同样产生了预感？魏文彬将碗端起来，若无其事地塞了一口，用力地嚼着，然后准备吞下去。可是，他遇到难题了，吞咽这样一个在平常极其简单的动作，此时变得异常艰难，他一次又一次努力，就是吞不下去。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面对儿子了，只得将碗放下，对儿子说：“你吃吧，我有点不舒服，进去休息一下。” 　　进入房间，转身将门关上，他往床上一躺，猛地拉过被子，盖住自己的头脸。此时，他再也忍不住了，躲在被子里嚎啕大哭起来。自己这半生的追求，此刻像过电影一般，在脑际一晃而过。以前，事业大过天，他将事业看得比一切都重，只有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生命中最最重要的角色，并不是台长并不是厅长，而是父亲。恰恰是这最重要的角色，他一直不曾认真地扮演过，甚至不自觉地放弃了。 　　中午那几个小时，完全不知怎么过来的。直到电话铃突然地响起来，他才从床上一跃而起。果然是医院的朋友打来的，通知他CT机已经从广州运回来了。他放下电话，抓了件衣服便跑出门，带着儿子赶到医院。 　　CT检查之前需要打一针，然后过几十分钟才能上机。 　　等待上机的人很多。魏文彬无法让自己安静地坐在这里。在他看来，这是一次生命的宣判，实在太残酷了。他对儿子说：“我想到外面去走走。”儿子似乎感受到了他的心情，站起来，跟着他走进了医院的院子里。 　　外面，正下着毛毛雨，这是三月南方的雨，细细密密的，你感觉不到雨丝，只是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清凉，就像是凉丝丝的风刮过一般。父子俩在雨地里踱着步子，两人的手指交叉着握在一起。他想对儿子说点什么，可是，任何语言，此时都无比苍白。他的五指用了用劲，捏了捏儿子的手。儿子似乎从父亲这微小的动作中感受到了什么，轻轻地捏了捏他的手。凉凉的雨丝扑打在他的脸上，也扑打在儿子的脸上。他在心中默默地感谢这场雨，这雨帮了他，他不必再调动起全部的意志力控制自己的泪水。泪水滚动着，融合在雨水之中，顺着他的脸颊滚落。 　　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决定，如果半个小时后，结果是恶性的，明天，他所要做的事将不再是就职演说，而是赶在上午之前，递交一份报告，向省委辞职。他不可能背负着对儿子的巨大亏欠去当厅长。对于魏文彬来说，事业是要全力以赴的，任何杂质都不能有。儿子和事业之间，他必须抉择，而且答案早已经确定，他选择的是儿子。 　　20分钟后，护士小姐过来找到他们，通知去做检查。 　　儿子被送进了检查室的另一面，魏文彬留在检查室中，父子间，相隔的是一块有机玻璃。在他的身边，坐着的是一名女医生，她不断地摆弄着面前的机器，屏幕上显示着千般变化。虽然魏文彬对于屏幕并不陌生，甚至在电视屏幕前有一种近乎艺术家的直觉，可面前这个屏幕，他却找不到半点熟悉的感觉。他看着女医生的脸，不漏过哪怕一个细节。女医生的脸上一开始的神色就写满了凝重，这种凝重，令那颗父亲的心一阵又一阵绞痛。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医生的面部开始出现松驰的迹象，线条渐渐柔和起来。这些柔和的线条，成了魏文彬一生中最美的生命音符，这些音符将他的兴奋，从黑暗的最底层一点一点地提升。

他弯下腰来，在她的耳边小声地问道：“怎么样？” 　　她摆了摆手，同样轻声地说：“没事没事。” 　　她的话尚没有说完，他突然伸出双手，往她的双肩上一按，整个人便借助这一按之力跳了起来，同时高叫一声：“太好了！”女医生哪里受得了他这激动的动作？差点摔倒下去。   他顾不得医生，立即跑到那块玻璃前，隔着玻璃冲儿子打手势，说儿子，走走走。 　　他冲出检查室，儿子也正好从里面出来。他一把将儿子搂住，那情景，不像是父子俩，倒像一对兄弟。儿子显然从父亲的表情中明白了一切，脸色也缓和起来。 　　不久之前，魏文彬还在构思给省委的辞职信，此刻，他在心中却默默地对儿子说：“儿子，对不起，老爸要做事去了。” 　　一座山背了十几个小时，现在终于放下了，那种轻松，绝非语言所能形容。回到家，进门第一件事，便是对儿子发号施令：“儿子，给我找点酒来，我要喝酒。” 　　这一晚，他喝得酣畅淋漓，醉得欢天喜地。 　　第二天下午的见面会在湖南广播电视报招待所举行，那是他平生第一次面对三百多处级以上干部讲话，而且手上一个字的讲稿都没有。他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期间一次又一次被掌声打断。 　　魏文彬说：“这时，我轻松了，没有包袱了，可以滔滔不绝。这么大的困难都过来了，一般的阻力，还能与此相比吗？自从得知儿子没事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我的生命闯过了最为严峻的一道险滩。往后，我无所畏惧。” 　　魏文彬说，那个下午，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上天赐予他和儿子极大的恩惠，做人要感恩，他要用自己的全部热忱、全部生命回报更多需要恩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