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孝正:誓死捍卫说话的权利

2013-01-28 15:56:29 作者:阳化杰 来源: 浏览次数:0

周孝正:誓死捍卫说话的权利

学者不是拍马屁的,批判是知识分子的本职,他不批判谁批判?个人分工不同,难道要推给工人农民吗?他们每天已经很累了,而且也不从事研究。当然,他们也可以批判,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批判。即便引来骂声也很正常,都相同了才可怕,还是那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周孝正

“我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周孝正,简称人民教师周孝正”。每次提到身份问题,周孝正都要说一次这句标志性话。虽然在更多的时候,他名字之前被冠以“社会学家”、“京城名嘴”等头衔,但周孝正并不认可,他说:“那些都是虚拟的称呼,没有人在乎。”

很多年来,周孝正以批评辛辣、尖锐著称,少有说好话的时候,对此,他也不否认,他说:“学者本来就不是拍马屁的,知识分子必须批判社会,至于宣传,有宣传平台,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批判,他不批判谁批判,难道要推给工人农民去批判吗?他们本来每天工作就够累了,而且也不是专业从事研究的。”

我曾经是粮农

周孝正是北京人,高中毕业赶上知识青年下乡,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去就是十年。

周孝正说:“十年,如果说农时,从播种到收割算一个周期,整整八个周期,就是种地,没别的事情,当时我们有200多名职工,100多名知识青年,种两万亩地,就种粮食,小麦、玉米、大豆,所以我们有个名字,叫做粮农。”

十年种地之后,周孝正回到北京,赶上恢复高考,参加了第一届高考,他说:“那时候高考是秋季,后来改成春季。我参加了1977年考试,1978年上大学,1982年春季毕业。然后就是教书。刚开始在中学,后来调到人大。”

周孝正的大学专业是物理,而不是社会学。他说:“1988年我调到人大,在社会学系任教,就这么进入了这个领域。”

二十多年过去,周孝正已经成了社会学领域中赫赫有名的学者,不过周孝正并不喜欢那些头衔和光环,这往往让他不得不强调自己的身份,比如,他是一个农民,以前是,现在依旧是,他是一个教师,人民大学教师,简称“人民教师”,他说:“我最主要的任务是教书,传道授业解惑,是职责也是事业。”

社会学家是虚拟的称呼

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几十年,对于社会学这个普通人仍旧还有些模糊的学科,周孝正愿意解释得更清楚一点儿。

什么是社会学?周孝正说:“社会学,自然就是研究社会的,研究社会的什么呢?第一,社会结构,社会是如何构成的。当今社会的分层与流动是什么样的,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财富、权力、声望的理论,中国当前的社会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上中下,各是什么样,互相之间如何流动。第二,社会的变迁,社会变迁有6种形式:改良、改革、革命、造反、动乱、乱动(骚乱)。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情况就是革命,改良和改革都失败,所以就革命了。第三是解决社会中的问题。社会学把社会看成病的社会,问题的社会,研究的是病社会、问题社会,而不是社会病,社会问题,是整体层面的问题。”

作为一个研究社会学和教社会学的老师,周孝正并不认为自己是社会学家,他说:“其实没有社会学家,那是虚拟的称呼,本质上,我是老师,教书的。”

批判是知识分子的本职

周孝正的生活圈子,不仅仅是在校园里,同时也是媒体中知名的知识分子。他的言论,往往尖锐、辛辣,而且一语中的,为此,还曾有谣传称他因为针砭时弊而被人民大学停课。而实际的情况是,周孝正四年前已经退休,后又被返聘,也并无停课的事情。

周孝正批评的领域非常广泛,经济、社会、文化等俱有,周孝正说:“其实社会学本身就很广泛,研究社会学,研究社会的构成、变迁、问题,自然需要全方位地了解社会的变化,而且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本是社会学要研究的,并非涉猎广泛与否的问题。”

而对于为什么批评多而赞同少的问题,则涉及到知识分子的本职,他说:“学者不是拍马屁的,批判是知识分子的本职。”

批评社会问题,让周孝正被称为“名嘴”,但也引来许多骂声,对此,周孝正说:“不同意见很正常,都相同了才可怕,还是那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面对黑暗从不屈服

虽然名满天下,但是周孝正的生活很简单,讲课、读书、运动,就是他主要的活动,虽然已经六十四岁,但仍旧坚持打篮球。他说:“打得好不好不说,总要运动,运动才能健康。”

作为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者,尽管每次在媒体上发言,大多都是批评,但周孝正本身,却是一个很阳光的人,他也以此为傲,他说:“社会有黑暗,但人要阳光。我自己充满阳光,也希望我的学生充满阳光。”

然而,这并不容易,可能更多的人面对阴暗的时候选择的是屈从,而不是改变阴暗,周孝正说:“正是因为有黑暗,所以要用光明去驱散它。教师是干什么的?就是传道授业解惑,道是什么,就是道德,就是正道,不是教学生适应社会中的阴暗,我从来不教学生这些东西。”

不仅仅是学生,整个社会都如此,不能因为有阴暗,便望风而从,周孝正说:“正如哲人所说,中国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集权社会变成一个现代化的民主社会,需要200年,从1840年算起,要到2040年,还要30年,但是这30年是等不来的,要是光等,那300年也不行,所以,第一要有耐心,不要激进,第二要努力。社会有很多问题,这需要人们努力去解决它,推动社会向现代化的民主社会发展,而不是随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晨报记者 周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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