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被书“挤压”的生活

2013-01-28 15:56:29 作者：阳化杰来源：浏览次数：0

雷颐：被书“挤压”的生活

雷颐在书房。

雷颐收藏的姚文元文集《想起了国歌》。

雷颐

1956年出生，198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近代史研究》副主编，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当代思想史、文化史。著有《萨特》、《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被延误的现代化》、《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历史的裂缝》、《历史的进退》、《走向革命》等。

“人完全被书挤压了，没办法。”雷颐把家里两居室中最大的一间房拿来做了书房，另一间小房作为夫人的工作室，也摆满了书。他们只好把床摆在客厅里。床的对面摆着一台电视，盖着一块布，雷颐说，恐怕有一年没有打开看过电视了。

这还不算，他拿起钥匙，领着我们来到邻居家门前，打开门———他把这套房也租下来了。里面几排书架，专门用来放书。

写文要慎重不写假东西

我们先被小书房里一堆旧书吸引了。那是雷颐夫人毕苑的藏书。毕苑是研究民国教育史和教科书的专家，刚出版了《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她收集了大量民国旧教材和旧资料。有《民国教育法规汇编》、《小学幼稚园课程标准》、《小学历史学科教学法》，以及邹鲁写的《我对于教育今昔之意见》等等。一本袁桐编的《外国历史歌》，将欧美历史全部编成歌谣，可以背诵。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本《公民教育实施法》。“我觉得这是民国教育最精彩的华章，”毕苑说，早在上世纪20年代，国民政府就开始在中小学生当中推行公民教育，将传统的“修身课”改为专门的公民教育课，课本中甚至有教小学生投票选班长这样的内容。

这些民国旧书，毕苑说早年从潘家园只要十几、二十块钱一本就能淘到，现在收藏市场火爆，书贩子越来越懂得这些书的价值，随便一本要价就两百以上。“还好买得早，现在都买不起了。”

大的书房里三面书架，中间摆着一台老式电脑。大部分的时间雷颐都在这里读书、写东西。地上堆着好几个纸箱，是从搬家过来之后就没打开的，里面还是书。

书架上的书都是两层放的，看不到里面一层书是什么。“开始只是放几本，还能看到里面的书，后来越放越多，里面的书都看不到了。”现在雷颐不敢买书，因为实在没地方放。“只有特别感兴趣的、或者有用的书才买。”他随手拿起一本书，是钱文忠1999年出版的处女作《瓦釜集》，扉页有钱文忠的赠语和签名。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雷、钱二人就认识，成为朋友。

书架上有一套《胡适思想批判》，是雷颐90年代初在旧书市场买来的，做当代史研究资料。还有几本“文革”中大批判文章的合集。雷颐发现，很多人在“文革”中写了很多大批判文章，批这个人、批那个人，等到晚年编自己的文集时，都不收录这些批判文章。“所以我觉得写文章一定要很慎重，要写自己以后编集子不会脸红的文章。”雷颐说，当然可以理解那个时代是没有沉默的自由，必须写。但如果在现在这个时代还写假的、违心的东西，就不是时代的悲剧“是个人的悲剧了。”

当年看文学现在看问题

雷颐成长的年代正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他在乡下如饥似渴想读书，但当时书很少。而且绝大多数书都是被禁的，只能在私下偷偷传阅。那个年代苏俄文学在青年中影响最大，雷颐深受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影响，《罗亭》、《父与子》、《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读了许多。

而在知青岁月里，让他念念向往、一直想找的就是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因为当时他有一本姚文元的文集《想起了国歌》。其中姚文元专门有一篇是批《约翰·克里斯多夫》，文中甚至说，“吴祖光集团”唆使某个人堕落时，首先就让他读《约翰·克里斯多夫》。“这给我印象很深，因为姚文元在‘文革’中非常红，这究竟是一本什么书，居然说很多知识分子就是看了这个书变坏了。我就特别好奇，特别想看。”他费了很大劲，才终于找到了。

后来雷颐去当兵，做空军地勤。那里有很多老大学生（“文革”前的大学生），书相对多一点。但看书仍是一件很秘密的事情，旁边要放《解放军报》、《人民日报》，领导来了赶紧用报纸盖住书。部队那时经常晚上组织去看样板戏电影，8个样板戏翻来覆去早看腻了。雷颐就找借口一个人留在营房看书。有时跟一两个关系好的战友一起看，“那时候我给你看一本书，就是表明对你高度的信任和友谊。否则你报告上去，我们就完了。”

另一本对当时爱读书的青年影响很大的书，是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是“灰皮书”之一。这本书的内容是对苏联时代的作家、知识分子、艺术家的回忆。多年后雷颐又买了一本新版，他说当年只是看里面文学性的东西，现在看则视角完全不一样———看斯大林社会如何管制思想，知识分子受到的迫害等历史、社会问题。

做历史研究重细节分析

雷颐也曾是一个文学青年，至今在他的书架上还留着上世纪80年代买的雪莱、拜伦等西方诗人的诗集。90年代雷颐也曾在《北京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不过给王蒙看后，王蒙说“不如你的历史论文写得好”，一句话就把雷颐不死的文学心彻底浇熄了。

如今搞历史研究，雷颐越来越重视细节的力量。他向很多人推荐一本《红旗照相馆》，作者晋永权是《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书中披露了大量五六十年代的老新闻照片是如何“摆拍”、“修片”加工而成。其中一张“亩产万斤”的照片，就是四个小孩站在稻田里，看似站在密密的稻穗上，实则后面有凳子或石头支撑的假新闻照。

“以前做历史研究往往着眼大的规律，现在越来越重视细节的分析。所以我非常关心这类当代史的口述、回忆录或细节研究类的书。”雷颐说。

雷颐平时也给报纸写评论。曾结集成《历史透镜看今天》，许多文章写于七八年前，却已经预见到“二代农民工”在城市缺乏地位与尊严可能导致的社会问题。“写时评与历史研究是互相促进的，分析历史的方法，同样可以用到现在。”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田志凌

本版摄影：凌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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