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的贫困与繁华：我所见到和听到的

贵州的贫困与繁华：我所见到和听到的前段时间，关于到贵州大方县义务支教的徐本愚的故事在网上传播很快，一个网友看后还在8月底专门实地去探访。　　贵州，我生于斯长于斯，直到四年多前离开，随便说点吧。　　　　先说说我家里的事。我爸爸的老家是贵州天柱县，历史上就比较重视教育出过很多才子。爷爷一辈六兄弟，我爷爷是排行老二，他和大哥属于勤劳发家的农民，然后供养几个弟弟读书，有上黄铺军校有学地质的。弟弟们学成后，子侄辈也很努力，整个家族就成了地主。解放时，属于GMD的几个爸爸的堂兄去了台湾，剩下的文革中是什么命运不用多说。直到1985年左右两边的亲戚才联系上，那是时代的悲剧，总之一个惨字。　　爸爸是老家1950年解放后徒步走两百多公里到镇远军分区考了军队卫校，后来调到省城贵阳的军医院。因为出身不好，不许考大学，不许入党。我们三姐妹考上大学后，爸爸说最感谢的是邓公。　　1970年父母一起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地方单位的医务室，工资微薄，要养育我们三姐妹、赡养外婆。爷爷在爸爸幼时便去世，奶奶死于1970年。爸爸对奶奶一直抱愧，没能尽人子之责，他更希望帮助老家的亲戚过得好一点。爸爸一辈的各房兄弟姐妹，年纪大解放前就成家的都留在老家做农民，年轻的都当兵出来然后供养弟妹读书，所以在贵阳的亲戚很多。他们基本都把在老家象我这一辈的小孩接出来读书，希望帮他们改变命运。　　从小学开始，就有小学毕业后的堂姐堂哥到我家读书。妈妈虽然抱怨，还是尽力。可他们却一个争气的，除了一个堂姐考上中师后来分回老家，其他几个堂哥要么科科不及格要么逃学打架偷东西。我家就两房一厅的宿舍，三个女儿本来就很挤，还有都是青春期的男孩，真是太辛苦我老妈了。这些堂哥读到初中毕业就跑去广东打工，然后结婚生几个孩子丢回老家又出来打工。　　管完我们这一辈，我老爸又开始操心侄孙子辈。一个堂哥早亡家里比较困难，他儿子考上师范大学，我爸每个月至少给他一百元。他早已退休，退休工资不过1200。这臭小子，还变着法骗钱，一会说要考四级交报名费，一会要买随身听学英语，每个假期都要回家，又来要学费，我爸照给。他只要没钱用，就跑我家来，要了钱就走。我们看不下去，说我爸别太宠他有饭吃有衣穿好好读书就是。放假没钱就别回家啊，打工啊，我还不是大一就开始在学校打工的。直到他说周末都补习英语，我爸有次去给他送钱发现他根本就没上课才气愤再不管他了。好容易四年结束，又跑来找我姐姐要帮他分在省城。师大的毕业生前十名都可以留在贵阳的中学，他连专业课都才勉强及格。　　还有一个女孩，我姑妈的孙女，在贵阳读中专，也是成天跑来要钱。这两个孩子都不用功，成天惹事，又没礼貌。　　我到深圳后，把一个在深圳打工的侄女介绍到一朋友的工厂，比较照顾她，结果她父母电话就来了，要我帮他们另外三个儿子换工作。切，我自己都是给资本家打工的。　　　　老家的亲戚喜欢要东西，他们的观念大概是城里人有工资有钱，全不知城市普通人生活的艰辛，每年都要寄很多衣服、药品回去，为此老妈没少给我们抱怨，我们也只能帮爸爸瞒住她，去寄东西，比如有时候大伯写信来要个收音机。　　80年代后期，父母弄了很多葡萄苗、小鸭子、洋鸡给来省城的堂哥们带回去，希望他们能学会养殖。我们老家是产粮区，除了大米什么都不种的，就田里养些鱼和鸭子。结果呢，他们带回去的鸭跟鸡因为是白色的，邻居说不祥，统统杀来吃掉。种点果树后，附近的人都来偷。　　1989年我第一次回老家，很美的地方。1999年陪父母回去扫墓，整个村寨暮气沉沉，年轻的都出去打工，只剩下老人小孩。寨子里的青石板路被牛踏烂到处泥污也无人管，上至村长下至五六岁的幼童每天的主要娱乐都是打麻将。不过跟贵州很多地方比起来，老家算得上富裕的了，至少他们吃饭是从不成问题。　　　　好了，说完我的老家，说说别地方。　　大方县所属的毕节地区是出名的贫穷，还有威宁、水城一带，历来都只能种洋芋（土豆）。那里也没有读书的传统，很多小孩10来岁就跑出来打工，挑着担子卖臭豆腐。贵阳街头最多的廉价劳动力大多出自这些地区，喊一声“背篼”，就有一大帮背着背篼的男女老幼屁颠屁颠跑过来，比如搬一箱水果走500再爬到六楼，给他们一块钱就够。贵阳人也的确懒，能不自己动手的一定叫背篼来搬。　　背篼的生活就是出卖苦力，然后赚几块钱吃饭、吃饱了就聚在路边打牌赌钱。有极少数勤劳聪明点的，会去帮人做终点工、收破烂卖。走到哪个城市都不会看到这样的风景：一群群背篼在街上游荡、在路边打牌。最早在贵阳做苦力的都是四川人，本地人称他们“川军”，一般拉板车为生。不过川军勤劳得多，辛苦几年下来大多开始做点小买卖，苦力的位置由贵州人接替。　　1994年我下乡扶贫，在单位定点的安龙县一个乡住了三个月。我们去的时候乡政府才刚接通自来水。其中一项工作是帮一个村修通公路，由单位出钱农民出工，一条三公里长三米宽的石头路大概花了一个半月完工，汽车第一次可以开到村口。该村的书记，就是一个超生大户，生了五个孩子。当地是布依族，还不算太穷，最穷的是住在深山里的苗族。　　闲聊的时候当地干部常说些故事当笑话讲给我们听。给农民发救济粮，男人背到赶场的地方就卖掉，换点钱买酒跟肉，吃饱喝醉就回家。政府补助每户3000元给他们修房子，居然躲起来不肯修，懒得动啊。最后政府出动民兵，绑了一个村干部回来做带头人，逼他拆掉茅草屋建砖房、逼他用良种种植，后来这家伙致富了。　　我们亲见了计生队找不到超生的人，就抓了他家的牛，觉得残忍。当地干部说你们不知道计划生育多难做，最早开始的时候，那些男的统统不肯，全部要老婆去做手术，老婆做完手术要求县长背她上车。　　天下最懒惰的男人一定是贵州农民。除了耕种、收割，其他的一切事务都是女人在劳作，男人就是喝酒、打猎、赌钱。在一个苗族村里采访，几个女人在歪斜的茅草屋下剥玉米，问她们多大年纪，茫然地摇头：“我不晓得哪个时候生的。”村里的小学只有一个老师，六个年级的十多个学生在一间教室里轮流上课，老师还不是正式民办的，下课还得帮老婆种地。　　　　贵州各地地形不一，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省提倡“坡改梯”，喀斯特地形的石头山要改造成梯田，本来山青水秀的森林也要改造成梯田。特别在林业地区黔东南，一片片青山变成秃头，如今又来叫农民退耕还林。还有一刀切的政府指令，今年要你种烟草明年要你种魔芋。　　很多县摘掉了贫困帽子也不肯上报真实数字，怕没了贫困县少了好多拨款。我们厅长去检查扶贫工作，当地县长书记陪吃陪喝然后带着到处看：这里缺个学校那里缺个水电站，就是希望厅里面多拨点钱。但是在90年，贵州最穷的国家级贫困县，县长坐驾都是进口的皇冠。　　岩溶地形的“两山”（麻山、瑶山）的贫穷曾经惊动中央，开展过热烈的两山扶贫运动。但很多时候，指导农民把树种下去，转过身，他们就会拔来当柴烧。家里连双筷子都找不到的，房子后边就有一片竹林的，也不会去砍根竹子来削。政府在平地修好房子，他们却不肯搬出山洞。越穷就生得越多，然后找政府要救济。　　去年春天回贵阳时候，去实地探访磨房一帮网友捐助的失学儿童。在贵阳70公里外的息烽县（从前GMD著名的息烽集中营就在那里，也有很多温泉）。到了几所小学，发现基本都是男老师，他们说一大半的学生都是单亲家庭，都是父母离婚或者母亲跑出去打工、改嫁的。息烽已划归贵阳市，我知道很多单位周末会组织集体腐败，到息烽泡温泉打麻将打炮。就在他们动辄输赢上千麻将桌的几公里外，一户农民家一天的口粮就是锅里炒熟的没削皮的洋芋。　　我捐助的女孩如今上六年级了。每封她的来信都在述说父亲对她取得好成绩反而冷嘲热讽说一个女孩家读书有什么用，离婚后外出打工的母亲托人带来的衣物她和妹妹都见不着。我唯一能告诉她的只有继续认真读书，将来知识一定能改变你的命运。　　　　贵州很穷，可是我们的书记、交通厅长都是出名的大贪官，去他们修的“高速公路”开一下车就知道了。　　贵阳的夜生活真是热闹，娱乐场所的消费水平跟深圳相差无几，一小支啤酒也是25—30元。。满街的夜总会、咖啡厅，当然，哪怕是量贩KTV都不得不顺应潮流，每一家娱乐场所必不可少的就是自动麻将机。下午去咖啡厅，都会见到一桌桌斗地主的人。夜总会里公款消费的人把芝华士当水喝。　　也在贵阳工作过10年，总算明白为什么那些普普通通的机关工作人员有那么多收入。一个在区政府的朋友，买一块小丝巾800多块眼都不眨。XX职能部门刚工作的小女生，买条牛仔裤都是一千多。　　贵阳人超级好赌，有家单位上班时间总在打麻将，被极端怠慢的办事群众愤怒下去电视台投诉，找记者来摄像。他们打麻将都赌得很大，一晚上输赢五六千很平常，而工资单上工资也不过两千左右吧。　　贵州电力公司新建的职工宿舍，高层，最小面积160平方，统一装修，进场的厂家最便宜的木地板都是180一平方。他们还要涨价，开个所谓的价格听证会，采访回来一个朋友气愤地说：“涨的钱还不是给他们涨工资！”有个在电力系统的朋友，总对收入保密，一次酒后才透露一年几十万轻轻松松，同事一买车最次都是宝来。他去商场给孩子买一两百一罐的进口奶粉，看到有人在十多块和几块一包的奶粉前犹豫不决，还说真可怜我要是没能力养孩子绝对不生。而他的目标是当上中曾干部收入就能翻番！电力局某处宿舍旁是棉纺厂宿舍，工厂早就停产工人下岗。逢年过节，这边的人一箱箱往家搬水果米油，那边的人一个月吃不上几顿肉。小河区很多国防企业，一家子都下岗后很多老公给老婆拉皮条。　　在贵阳，你看到的似乎一片歌舞生平，很多饭局上你会看到先一人上一碗“粉丝”，茅台酒估计一半的产量都是被本省人民消费掉的。另一面，报纸上常有低保户求助信息，2004年某户城市贫民的愿望有好心人送他家一台旧洗衣机、帮孩子买套校服。　　　　昨夜失眠，一早起来就罗嗦这一大堆。<div id=[/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