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郎开店》等1月23日新闻…

08.01.22, 圆明园青蛙《武大郎开店？》08.01.22, 个子《没文化的央视也恶俗》08.01.22, 寻正《责任不能随便包揽——评张宇的责任申明》08.01.22, lw56102《中医面对医学伦理学的尴尬》08.01.22, 中医盲《光明日报文章关于“在中医、中药组方中，数字在防病、治病上的作用”》08.01.22, 王力微《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19）》08.01.22, 寻正《秘方药物的黄金时代——正道不倡时、群丑争雄雌（8）》08.01.22, 寻正《行医的态度与行为——评白衣咸饭不一样的医生诊疗》08.01.22, 张纯如《《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导读》08.01.22, 方舟子《院士就应该是靠论文堆成的》08.01.22, 武大蝎子《杨玉圣能守住“贞洁”吗？》08.01.22, 犯上不作乱《华北电力大学以校长、院士为代表的学术不轨行为初探》08.01.22, 王国文《评潘建伟研究组的量子计算机》08.01.22, Yush《最年轻973首席郭熙志的NIH“优秀博士后杰出研究奖”是假的》08.01.22, 孟浩《反映论文被中南大学商学院李宁琪、胡震宇侵权》08.01.22, lanliu《天津科技大学韩永生教授的结题报告全文抄袭》08.01.22, 周口店人《再说那狗日的给教授定级》　　武大郎开店？　　作者：圆明园青蛙　　近日，被举报有学术不端行为的谢华安研究员被选为连袁隆平都未曾被选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事又引发了一场针对中国科学院各种问题的讨论。有关对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水平及院士制度的看法，本人当年已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平均学术水平至多相当于世界一流大学助理教授的水平”的讨论中说明过了，不在这里重复。今天忙中偷闲，给大家提供一个似乎还未曾提及过的话题。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出现（存在）都有它一定的内在必然性。谢华安获选新科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事也不应例外。那么此事的内在必然性为何呢？本人相信中国科学院的绝大多数的院士还应该是有水平有眼光从谢华安的申报材料，对谢华安的举报材料及调查说明中看得出谢华安的学术水平和学术道德问题的。然而，居然有3分之2以上的院士们投票选定谢华安。本人的猜测（当然只是猜测，而且恐怕是永远无法验证的猜测）是，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选出一个谢华安，客观上可以令学术水平和学术道德受到质疑受到举报的为数不少的院士们都可以躲到谢华安身后“轻松”一下。此事的内在必然性难道不是这样吗？现在，试验原始数据被“老鼠偷吃了”的院士，当年为上海交大陈进的芯片做鉴定的院士们，那位身为美国大学全职教授且官至政协委员的院士，以及众多被XYS上的举报揭露出来的院士们，不都“轻松”下来了么。　　写到这里，想起一个小问题，那位身为美国大学全职教授的中国科学院“本籍”院士是如何投票的呢？莫非科学院把选票寄到美国去？　　不当之处，敬请指正。没文化的央视也恶俗作者：个子　　今天被儿子抢了电脑，不得已看了一会儿电视。胡乱换台中竟然看到了肖传国，字幕上的头衔是“国家９７３项目首席科学家”。节目说的是郑州神源泌尿外科医院为善善进行“肖氏反射弧”手术，解决了小善善大小便失禁的问题。节目只看了结尾，下来我立刻在网上展开搜索，发现这个节目应该是《不会大小便的男孩》。　　肖教授免费给患者做手术本来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把体神经和支配膀胱的内脏神经接起来是不是肖传国发明的？这个问题在方舟子这里早有定论，肖传国并不是这样想和做的第一人，凭什么说是肖传国的发明？没有证据表明“肖氏反射弧”是国际公认的。就因为这个事情，方舟子还被肖传国告上法庭，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很大的争论。央视也因此采访过方舟子，到现在时间也不长，怎么会又播出这样的节目？肖传国的自称他发明的“肖氏反射弧”手术在临床上是不是很成熟的技术？这在医学界也不是没有争论，这个时候中央电视台播出这个节目不知道是什么意图？　　这些可以说明央视“没文化”！　　更糟糕的还有，一个是节目中这个小孩子的家长对医生感恩戴德，宛如碰上了青天大老爷。我想免费的手术可能是手术在临床上不一定成熟，也可能是这个医院的宣传方法，或者二者兼有，无论怎样患者的父母都没有必要认为这是上天的恩典。我忍受不了的还是节目的最后，也许为了说明手术的效果好，在众媒体记者的各种摄录器材的瞄准下，小男孩当中小便一次。我无话可说了。　　这叫不叫恶俗？至少这还是不懂医学伦理学的“没文化”吧？ 　　责任不能随便包揽——评张宇的责任申明　　寻正　　近来忙着复制百年前美国医药界乱中怪相，对其它主题关心得不够细致，但看到张宇的这个责任申明，还是忍不住想表个态。　　国人待人处世，向来以我为中心，仿佛地球就是为已而转的，所以一有争议，往往就挂无所不知的招牌，只管呈诉自己的委曲，其它的一切，都不重要了。关键是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不受人为控制的规律，自己成为局中人，并不标志着自己可以囊括所有的话语权，无论是你摆专家的脸孔也罢，摆受害人的苦相也罢，还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主动承担所有的责任也罢。　　法律与道德在寻求公正上是一个体系，手段往往也相同，讲求适当，也讲求相称。法律与道德上的责任、义务、以及权利，只要未商品化，是不可以转让的，不可以包揽的。　　任何争议过程中，的确局中人才有更多的信息，但局中人自动丧失判官资格，因为涉及利益关系（Conflict of Interest），你只能陈述事实与主张，当然你会尽量陈述对你的主张有利的证据。你没有资格要求法官或者道德的判官（旁观者）按你的主张进行裁判。你可以维护导师与朋友，但丝毫不会因为你主动愿意为他们承担责任而他们得以免责，简单的利益关系就让你的请求与陈述变得扑朔迷离，即旁观者无法判定你揽责是出于压力，还是真心悔过。对于责任认识不清的人，主动乱认责任的人，往往并不可靠，在认错上进行欺骗，比犯错更让人难以容忍。　　在行为标准中，所有的人都要求有一定的道德根基，这是社会体系得以合理运作的前提，如果不要求所有人都执行相当的道德标准，则任何一个小错都会混动成为大问题。你的动机不纯，作为朋友的社会义务就是阻止与劝告，而非助纣为孽，主犯有责任，从犯的责任少不了，除非你顶着一杆枪在他人的脑袋上强迫之，而即使被人强迫，也不是所有行为都是可以原谅的。道德的维系，依靠所有相关人员即时阻止的作用，纵容是要承担纵容的责任的，只存在责任的大小，不存在责任的转移，尤其是这种主动转移。　　老老实实地交待事实与忏悔自己的行为，旁观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会冤枉好人，也不会放过丑恶。主动揽责，为他们求情，那完全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中医面对医学伦理学的尴尬　　lw56102　　医学伦理学有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有益原则，一个是无伤害原则。医生应该竭尽全力维护患者的健康利益，如果没有办法恢复健康，至少不去做伤害。但是很多医疗措施都是有潜在伤害危险的，因此要求医生一定要将可能的伤害详尽的告知患者，由患者自己决定是否实行，这是国际医学伦理学的惯例。同时，医生要不断的更新知识，寻找更有效，伤害性更小的医疗诊治措施。在同时存在有益和伤害的可能时，要综合权衡，同时要参考病人自己的意见，因为你认为不适合的病人可能认为适合，你认为适合的，病人可能无法接受。在不断的实践和总结中，医学获得了进步，病人的健康保障也更完善。　　但是因为医学的局限性，过去阶段的医疗措施可能放到今天看来就是不适合的，今天的医疗措施将来也可能被淘汰。如果用益处小于害处的诊治措施，必然违背医学伦理学的两个原则。医生就要受到道德甚至法制的制裁。这样一来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如果医生因为过于担心可能会带来的害处进行消极处理，可能会导致医疗水平的退步。因此医学伦理学还有一个被大家接受的原则，那就是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伤害，则不被认为违反伦理学原则。首先，大家都不知道，就无法预防；其次大家都不知道，就无法制定规则进行惩罚。一旦有了证据，还继续使用伤害性的医疗措施，那就需要医学伦理甚至司法的介入了。即便施行医疗措施的医务人员本人不知道这些证据的存在也不能当作借口，因为尽量广泛的获取最新的医疗技术信息是医务人员的法定义务。而做到实时更新知识除了医务人员自己的努力之外，好需要有发达的出版行业、畅通的信息渠道、完善的不良反应报告制度、空间和时间上广泛的学术交流，以及大范围的流行病学调查。　　医学伦理学的两个原则对于中医同样适用，只要中医仍然坚持要以国家医疗体制的名义进行医疗活动。那个无人知道即不为过的原则在中医身上也不例外。所以我们今天绝不可能去追究古代医学家的错误，尽管有些错误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在古代没有先进的科学手段的条件下，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要发现所有人都发现不了的东西。就如同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对农民起义怪圈的评价：在没有任何新的政治体制和哲学思想的情况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建立起民主制度，批评农民起义的封建怪圈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到了今天，在现代医学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相比中医为人类健康做出了更大贡献的情况下，仍然固守古人的那套东西，不求进步，只求保守。把古人当圣人似的捧杀。拒绝接受甚至诋毁有着事实和科学基础的医疗手段。对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生理学等基础的医学知识不学、不懂，只知道在古人的黄卷中冥思苦想，当发生误诊误治时，就活该得不到医学伦理学的支持了。同时因为中医学界的先天发育不良，上面的那些信息渠道、不良反应报告制度、广泛的学术交流和大范围的流行病学调查几乎没有，也许想不尴尬都不行了。 　　光明日报文章关于“在中医、中药组方中，数字在防病、治病上的作用”　　中医盲　　上厕所闲来无事，随手翻阅了2008年1月17日第11 版人才栏目刊登了段鹏阳《传承中医文化要有“上工” 》的文章，姑且不论什么“上工、下工”，以及通篇所谓上工之术，就看他对数字在防病、治病上的“高论”，着实让人增长见识，倍感滑稽，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那就更达到一种“境界”了，现摘录如下：　　……　　在中医、中药组方中，数字在防病、治病中也早已被用于实践。中药组方中，每单位药的克数、针对病症的用药属性数、药的剂量数、服药的时辰数等，无一不体现人天相应，易医相通。一代名医张仲景对大枣的运用中，就充分体现了数字之阴阳五行对人体与疾病的重要性。《灸甘草汤》中，用大枣30个，“大枣，性味甘平，能扶脾养胃，助阴补血。”为什么养阴药方中用30个大枣呢？数字中有阴阳，自然数中的1－10基数中，2、4、6、8、10皆为阴，而这五个阴数相加，正好是30，是群阴凑集一起。在另一个养阳的《当归四逆汤》中，同样用大枣，但却是25个。1、3、5、7、9这些自然单数归属阳数，而五个阳数凑集一起也正是25。一个养阴，用30，一个养阳用25，充分证明了数字对于发挥药材作用的重要性。如果不这样做，只能证明你不是一个通晓易医的上工大夫了。数字在药方中是可以达到治病效果的，而数字也能单独在帮助人体健身、祛病、养生延年上起到极大的功效，关键就在于术了。有了术的帮助，数就能发挥作用了。所以《内经》在开篇中指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知道就是得道。知什么呢，就是心明了。当你达到一个心明觉者的境界层次后，你就得道了。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19）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七、结语　　1．《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末年至王莽时代，是古代来自于民间或贵族、侍医、或其他人（如：枚乘的《七发》就有养生的内容，是以赋体写出，如概括些，就可以是一个篇目）的零散篇目，经宫廷侍医李柱国加工的汇编而成。各篇独立成篇，并未形成系统的体系。对散乱的、篇幅长短不一、良莠不齐的医书，李柱国有所筛选、加工，体例上有所统一，即全部改成对话体。成编开始于公元前26年，结束时间大致是公元16年。书中具体各篇，大多数早于这个时间。从一些篇目内容的杂错不一，可以折射出，当时的很多医病观念，并不统一。说它成编于春秋、战国时代，并且是集体讨论的结晶，没有发现任何这样的痕迹，看不到任何集体讨论的影子。这样的说法，纯属毫无根据的臆断和猜测，是绝对不可能的发生的。　　2．可以认定，李柱国是这部书的汇编者、加工者，有些篇章是他（或其继承者）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上编写的。他所校的其他医书，全部亡失了。对这本书的编辑、加工，难度高于《吕氏春秋》、《淮南子》，质量上也远不如此二书系统、概念清楚。《黄帝内经》的很多基本概念、病名、诊治方法、预后估计，都显得比较粗浅、散乱、重复、矛盾，笼统不清晰，有的篇目是民间医生等的任意表达，有些是一些人根据他认可的观念的逆向推导，因而在理解、操作上都很困难，或根本无法操作，以致于没有人能完全解读其中的“奥义”。这是篇出多门之故，李柱国自己也不能分辨孰对孰错，只好各篇并存，发生矛盾、重复，就在情理之中了。虽然如此，古人的很多观察、探索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　　3．东汉时期，《黄帝内经》几乎没有流传的痕迹，最早研习并发挥《黄帝内经》的，是东汉末的张仲景。历史上，真正研究《黄帝内经》、并依据它来指导看病的人，为数不多。烟建华在《内经》中说：“二千年来，医家们研习不辍。”[25]并不符合事实。几个重要的研习者，并非医家，且大都是从文字理解上诠释。作者又说：“在当今科学昌明时代，中医学发展难有突破，相对滞后。”[23]这是事实，不正视和否定所谓“圣经”中错误的、过时的内容，想有突破是完全不可能的。　　4．从东汉到唐初，是《黄帝内经》濒危期，几乎失传。有的篇章是失传了。唐中的王冰是个自幼好“道”的人，从他的观念出发，为《素问》作注，并对篇目的次序，内容做了修改调整，加进了自己认为是真传的七篇大论，应该算是《素问》修订本。他的修订本有进一步神化《黄帝内经》的作用，也有很多错误，宋朝林亿校正刊印以后才得以流传，并初步确立了其名义上的经典地位。　　5．《灵枢》在唐宋期间散失严重，今本《灵枢》，是从朝鲜传回的，现在的本子，是南宋的史崧音义的本子，不能排除有后人的改动。　　6．《黄帝内经》在流传过程中，惨淡经营，几乎亡失。后来的整理者、注家，除了神化这本书以外，只限于文字上的理解或发挥，没有人指出其中的错误，因而只能原地踏步，逡巡徘徊。有一些发挥，全部都是从概念出发，各论其理，各执其派。《黄帝内经》的惨淡经营，完全是由于它自身的原因（很多概念根本无法理解）和一些人的人为神化造成的。　　7．《黄帝内经》是历史上形成的，是古代医疗水平的记录，必然受到当时科学技术水平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当时的生产力相平行，不是哪个圣贤写的完整独特的“经书”、“圣书”。把它教条化，神圣化，把每句话，甚至互相矛盾的、牵强比附的话，也当作“经文”，实在荒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对待这本书。把它拔高为完整独特的体系，就不需要再发展了，显然自相矛盾。　　恩格斯说：“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26]，完全正确。生产呼唤科学，科学促进生产。恩格斯又说：“生理学只要超出最显而易见的事情（例如，消化和排泄）便是纯粹的猜测：在甚至血液循环都还不知道的时候，也不能不如此。”[26]所以，我们不能苛责古人，真正的医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和生产、科学的的水平平行，用其它科学的成果作为手段，对前人的观察、思考的成果不断补充、完善，就能使之具有无限的活力。如果主观上抵制、排斥其它科学的成果，必然形成作茧自缚。　　8．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27]什么是研究的出发点？事实，客观事物才是。对医学来说，研究的对象是人体的正常和异常状态，并设法如何纠正异常，恢复正常，只能从人体和人体的有关因素来研究，才能得出名实相符的结论。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无论什么人承不承认，都是如此。人们的认识，由于受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现在的认识还远不够精确，还有数不清的问题需要解决。认为古人的意识超前，构建了一个现代科学还不能解释的完整独特体系，或现代科学发现了什么，就吹嘘《黄帝内经》里早就有了什么，完全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翻版。任何一个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借古制造神话之意的人都不会这样做。某些打着《发现〈黄帝内经〉》招摇撞骗，诸如胡万林一类非法行医致人死命的骗子，以及借吹嘘神医同时发财的投机奸人，是先验论的突出代表人物，尽管他们并不懂什么叫先验论。　　9．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尊重前人，发扬前人正确的（包括具体内容过时，但方法、思路有可取之处的东西），纠正前人由时代局限或思路不正确所造成的错误，发展前人所不认识的、想不到的，和跪拜在圣人、偶像的脚下逡巡徘徊，必然会引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把《黄帝内经》这本本来是古代医疗情况的汇编，拔高为“圣经”，必然使之僵化。一切从书本出发，而不是从人体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古人的原始认识当成依据，来给人诊病治病，必然要引出无数荒唐。类似《诗经》，本来是一些民歌或史诗、祭祖诗，把它神化为经典，在引用时，必然要歪曲原意，才能符合自己的需要。这种人为造神、造圣的做法，严重禁锢了国人的创造性思维，也违背“格物致知”（通过观察、研究事物，来弄明白它的情况）的正确致知的方法，极为有害。　　10．《书》曰：“满招损，谦受益”。《易》曰：“人道盈满而好谦；谦尊而光；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子曰：“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学也”。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是取胜之道。须臾之学，学什么，怎么学？从书本学，是学前人的经验、感悟和教训；从实际学，就是具体考察所学的对象，看书本里哪些讲得对，在什么条件下对；哪些有欠缺，哪些不对。自己从实际中的观察、感悟又是什么。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是取胜之道。盲目地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自我陶醉可也，在实际上，完全是取败之道。正当自我陶醉之时，人家却不断地否定错误、过失的内容，不断吸取一切有用的东西，不断更新、进展。而作茧自缚者，即使是赤背上阵，也无济于事。　　11．一切科学，都是在对立统一的过程中发展的。压制不同意见，就不能促进思考和改进。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不怕批评，正相反，钻之弥坚。错误的东西，越保护，越萎缩。这像溺爱孩子护短一样，虽曰爱之，其实害之。　　所有表达和理解，都会有误差，加起来，就是系统误差。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是也。任何表达和理解，都不可能是完全准确的。环节越多，误差越大。曹植被誉为“才高八斗”，《洛神赋》中的洛神，写得很传神。这只能意会，谁也说不出、画不准洛神到底是什么样，100个画家，会画出100个摸样。　　《庄子》里有一段轮扁论书的故事。他认为，书，不过是前人的糟粕。轮扁是个做车轮子的工匠，他70岁了，还在做。不是不想休息，是没有人能代替他，能学会他造车轮的技术。他也不是不愿教人，是一些细节说不出来，别人不能领悟，连他自己的儿子都不能。怎么办？只好继续做。轮扁的理论有些偏概全，不能说所有的道理都写不出来，写出来的都是糟粕。但有些技术性的、技艺的，看书是看不会的。最明显的是体育、舞台艺术，看书能看得会吗？医学，光看书也是不行的。就拿诊脉来说，那么多名目，描写又极简单，谁分得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吗？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好坏优劣，就在毫厘之间，可不勖哉！　　12．毛泽东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着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28]这完全符合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是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或过时的，才能使事物不断前进。改革，实际上就是否定错误的、过时的东西，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是使事物向前发展的动力。对待《黄帝内经》也应采取这样的态度，不能对古人的观念亦步亦趋，而是在弄清其本来面貌基础上，肯定其正确的、或虽然其具体内容粗糙、早已过时，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可称道的，也给以肯定，发扬这种探索精神；对于纯属想象的、把机械的比附当成绝对真理的方面，要给以分析，指出其错误之所在，错在什么地方，哪个环节，在这个基础上，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个人认为，这样才能分清是非，发扬正确，修订错误和过时的内容，使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有效地释放出来，使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有个飞跃，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对《黄帝内经》具体内容的解读、分析、评价，当另行叙述。　　（第一篇完。谢谢刊载、阅读，欢迎批评、讨论、赐教！如需引用，敬请注明，谢谢！）　　（作者：王力微）　　参考文献　　1．谢华：黄帝内经，中医古籍出版社，2002，前言页　　2．张云昌、孟蓬生、谢志宁、孙悦春：白话黄帝内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前言页　　3．祝总骧、郝金凯主编：针灸经络生物物理学，北京出版社，1998：24—25　　4．祝总骧主编：锻炼经络百岁健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6：2—3，作者介绍页　　5．施奠邦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286　　6．王新华主编：《中医学基础》，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5　　7．王洪图主编：内经选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　　8．王洪图主编：黄帝内经研究大成，北京出版社，1977：170-431　　9．陈长松：马王堆帛书艺术，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马王堆帛书艺术概述部分，1-2　　10．周一谋：马王堆医学文化，文汇出版社，1994：4-13，　　11．同上，28-30　　12．周一谋、萧佐桃主编：马王堆医书考注，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19-31　　13．韩建平：马王堆古脉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4．同12，5-6　　15．牛占和：对《灵枢》初编年限的几点考证，中华医史杂志，2001，31（1）：54—56　　16．[清]严可均辑：全汉文，商务印书馆，2006：379-387　　17．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缩印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7761　　18．张延昌：30年来武威汉代医简研究进展，中华医史杂志2002，32（3）：184—187　　19．同1，253　　20．同2，302　　21．王洪图主编：内经，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139　　22．[清]王清任：医林改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6，1—4　　23．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45　　24．张志聪著，孙国中、方向红校点：黄帝内经灵枢集注，学苑出版社，2006：606—607　　25．同21，850　　2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162　　27．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74　　28．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电子版，红旗出版社，1999：506—507　　秘方药物的黄金时代——正道不倡时、群丑争雄雌（8）　　正统邪道——大病大治时代的拉什医生　　寻正　　秘方的兴盛，起源于正道不倡，远在英国，有莫利森对传统医学发起了直接的进攻，在美国，有汤姆生掀起了医疗民主运动，之所以称之为民主运动，废除医生的权威，人人可以自医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新兴医学模式呼唤了人文关怀，暴露了传统医疗花（贵）钱买罪受的事实，从草根阶层兴起了对残酷医疗行为的反抗，为新世纪里科学化的医疗体系的伦理学奠定了基础。　　显然单暴露秘方及另类医学而不揭露正统医学的过失并不公平，也不能让读者得到一个全面正确的印象。在我对中国医疗系统的认识上，之所以中医与气功倡行，造假者大行其道，其关键因素，还在于正道不倡。我写作此系列的本意就是让中国的医生们认识到他们的社会责任，所以在这里借有名的拉什医生描写秘方药品的黄金时代的背景就很有必要。　　美国的历史，就常从五月花号（Mayflower）谈起，五月花号上有两个医生，Miles Standish船长与Samuel Fuller医生，后者还是外科医生，是那个时代极为少见的专业结合（因为外科医生与剃头匠的地位是一样的）。Fuller医生在1633年的天花暴发中死亡。Standish船长兼医生，还兼法官、工程师、探险家、翻译、以及商人，为此后众多的美国精英人士设立了先例。　　先前我说美国才是真正地从一穷二白开始的，在医学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早期的殖民地，除了富裕的家庭外，很多家庭里终身可能都没有机会看医生，后来出现的价廉物不美的秘方药品，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贫苦人的需求。　　直到正统医学受到批评前，正统医学在这个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为大病大治（Heroic Medicine），其基本要点跟中医的难病稀治是一样的，只不过当时的西医大胆地折磨患者，而中医大胆地折磨患者家属。难病稀治与大病大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以喻代证的近似思维的结果，越是严重难治的病，越是需要稀有强烈的手段，只不过中医看重药，西医采取更直接的人体干预。这种思维方式是不严密的，但在缺乏科学训练的人中普遍存在，易于为人所接受。　　大病大治的常用手段比较残酷，放血、清污（通过呕吐、致泄、或者灌肠）、出疱、以及下毒。所谓下毒指医生处方中常用氯化亚汞，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如果有过化疗经验的就知道此种药物的历害了，使用氯化亚汞，只有类似于化疗药物的副作用而丝毫没有那些正面的作用。面对这样的医疗环境，有人估计你如果那时看医生，只有50%的机率获得任何帮助，另外50%的机率是花钱买罪受。　　拉什医生全名是Benjamin Rush，他在世界医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美国历史上还占据更重要的地位，他是美国临床心理学（Psychiatry）的创始人，社会改革家，《独立宣言》的签字人之一，美国的国父之一，曾在大陆军中担任医官，在美国桃李遍天下，成千上万的医生曾是他的学生，作为医生，他极具有献身精神，他曾参与1793年费城黄热病的诊治与管理工作，当时费城是全美最大的城市有5万5千人，黄热病暴发导致大量的人死亡，许多的人包括议会，华盛顿总统及其内阁逃离了费城，但他留下来了，黄热病可不是萨斯非典，在流行病历史上萨斯非典根本就摆不上重大恐怖疾病的桌面，黄热病最恐怖的是1802年在海地干掉了拿破仑4万军队的一半以上，面对这种疾病没有勇气才是真正不行的。有名的拉什医学院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建于1843年，现在是拉什医科大学（Rush University）的组成部分之一。　　我选择拉什医生，在正统西医中的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就是要提醒中国的西医医生，并不因为西医与现代医学划上等号，医生就有了龟壳似的保险，缩进现代医学或者科学的肚子里，就有了底气，可以举永远正确的旗帜，拒绝接受批评。以拉什医生的杰出，相信即使他再生，面对对他的批评，也会诚恳地接受。　　考查历史人物，往往要参考历史上人类智识发展程度，不然会苛责误批。首先我们要确定那时医学上无知或者愚蠢，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在那个时代，身为女性是不幸的，因为医生相信，怀孕期间停经是一个问题，需要有力的医学干预，放血与下毒就是常用的方式，产后禁止运动，没病都搞得象个病人，1858年的一位妇科专家教导其学生要常规性向妇女的子宫内放蚂蝗，尽管他承认这个过程让患者非常痛苦！拉什医生说，怀孕是“一种以慢性痉挛为表现形式的疾病” ，推荐静脉切开放血与药物治疗。不少人，甚至维护中医的人，都会惊奇此类曾经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愚蠢。维护中医的人，却没有资格惊奇，因为中国卫生部的未病而治的工程，其实就在重复别人数百年前的愚蠢。　　顺便提醒爱好科学的朋友，生小孩坐月子，就是重复西方三百年前的愚蠢，孕妇在怀孕期间生长了胎儿，也得生长子宫以保护胎儿提供营养，胎儿破壁而出，子宫还是一大块肉留在肚内，产后子宫不停地缩小回复原状，那些基本成分就得分解转移，产妇只存在营养过剩的问题，不存在要补的问题，运动是促进恢复的关键。营养的平衡，那不是产生坐月子观念的传统中医能理解的范畴。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有现代医学的专业人员生产后还怕风怕水，贻笑方家。　　拉什于1746年1月4日出生于费城附近的小镇Byberry，他父亲于1748年在费城建立了一个枪支铺，在他父亲1751年死后，他母亲带着全家移居到了费城。此时费城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影响下成为全美的科学文化中心，后来富兰克林本人成为拉什的导师之一。拉什8岁时进行寄宿学校读书，13岁时进入新泽西学院（College of New Jersey，即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可能是14岁毕业取得学士学位，神童呀，满足一下国人猎奇的心态）。基于出身拉什是基督徒，新泽西学院是属于清教徒学院，受其（主要是加尔文主义）影响，拉什相信人必须努力把天国在地上实现，自然是丑恶的，医生不能等待自然去治愈疾病，必须建立一个医疗体系以克服自然，就象耶稣战胜了死亡一样。　　15岁时拉什决定成为一个医生，跟着当时费城最好的医生John Redman做学徒。5年后出师赴欧洲进入当时最好的医学院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他于1768年毕业，随后一年中他赴伦敦巴黎等地进一步训练及熟悉欧洲各国的贵族名人，其间富兰克林人脉与资金上都有极大帮助。至1769年海归回国，拉什已经是土里土气的美国的顶尖医学人才了。　　拉什海归在费城执业行医并担任College of Philadelphia的化学教授，次年他发表了“A Syllabu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Chemistry”，在1791年改变成University of Philadelphia的医学教授。他积极参与美国独立运动，曾担任大陆军的医官，但后来因人事冲突而辞职，在1777年因大陆军连遇挫折，他曾参与倒华盛顿的行动。　　拉什医生富有同情心，他的病人以穷人为主，他于1784年开始在美国最早的医院费城医院作外科医生，他当时主管精神疾病病房，随即他呼吁改变此类病房的运作方式，增加人文观怀。在1786年在美国首先建立起穷人药店，名叫费城药店。　　拉什医生提倡高等教育，他协助或者承头办了数所高等教育机构，常在这些学院或者大学里担任理事并授课。他曾提议在全国建立一个公立教育体系以培训公务员。在教育上他强调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他协助建立了美国最早的一个黑人教会。他是一个强烈的废奴主义者，他参加了宾州废奴运动协会，后来还担任过该协会的主度，他的持续的努力为许多人带来了自由。早在1773年他写了“An Address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America, upon Slave-Keeping”，反对奴隶制，引起了巨大反响。　　他的职业生涯中作为医生担任的最不相关的职务是在1797年到1813年担任美国造币厂厂长，再次印证这些社会精英的多面手能力。　　拉什医生终其一生是一个高产的医学专家，他的著作甚多，就不列举了，这个特点奠定了他在美国医学史中的地位，在1812年他发表了“Medical Inquiries and Observations upon the Diseases of the Mind”，此书曾多次再版，相当于很长时期内美国临床心理学的教科书，所以他被称为美国临床心理学之父。1813年拉什医生发热病倒，按照他的指导放血两次未见效，5日后死亡。在1904年美国医生协会（AMA）为他在美国海军博物馆树立了拉什碑。　　拉什在爱丁堡大学师从Cullen医生，Cullen医生强调神经能量与刺激神经系统，认为疾病是由过多或者过低的神经刺激造成了，主张用放血或者清污的方式来降低体内的神经刺激，相反则用饮食控制或者白兰地来增强神经刺激。Cullen医生主张温和适当地放血。拉什医生的理论认为所有的生命都只存在两种状态：健康或者不健康，后者是由神经系统的过度兴奋造成的，导致从发热到发疯的各种疾病，都要求迅速地降低神经兴奋以恢复身体的平衡。在治疗上，拉什主张大量放血，他常常不把人放血放到昏迷是不罢休的，而且他的理论也扩展了放血的范围，几乎所有病人都变成了放血的潜在受益者了。他极大地扩展了大病大治残酷的程度与覆盖面。　　1793年费城再度暴发黄热病，来势凶猛，远超过以前六次暴发，我前面讲到费城大量的人逃离，而拉什医生勇敢地留下来了，也把他的医术理论与实践推向了前台进行检验，他大量地使用氯化亚汞催吐与进行放血疗法，遗憾的是，他失败了。这次的黄热病据说收获了费城4千到5千条性命，占其总人口的10%。拉什的批评家们嘲笑说，拉什的存在显著增加了这次疾病性命损失的灾难性，死于他的残暴的治疗方式下的人可能远多于黄热病本身收割的性命！　　拉什医生将人文关怀带进了精神病房，但他的某些治疗手段却也让人啼笑皆非，离人道精神差之甚远。他有两项针对精神病人的发明属于此类，一是他发明了一种悬挂椅，将病人躺在上面，头外脚里，挂在天花板上，然后助手们旋转该椅及病人长达数小时，所谓离心力增加血液到脑部。他这个东西实在是愚蠢，因为即使是经验，把人倒立不就完全可以达到相同的结果吗？他的第二个有名的东东叫“入定椅”（Tranquilizer Chair，此处为寻正的讽刺译法），这个椅子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可以绑人，然后坐板上挖洞附加一个小盆让患者可以排泄，他的治疗手段是把这个东东带着患者关在密不透光的黑屋子里，然后由助手或者杂工进去换排泄盆，他会把患者关上好几天。　　作为当时最有名的医学与医学教育家，拉什的愚蠢是要在全社会放大的，正统邪道，就给后来的杂乱的庸医道门与秘方药品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拉什是最早倡导病患权利与人文关怀的医生之一，但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愚蠢而残暴的医疗行为走向了那些主张的对立面。　　下面的图片请至博客观赏。　　附图一、拉什的出身地——体会一下什么叫真正的一穷二白，拉什家还不穷！　　附图二、年青时的拉什医生　　附图三、拉什医生　　附图四、拉什医生的药箱　　附图五、拉什医生的量器　　附图六、拉什医生的手稿一　　附图七、拉什医生的手稿二　　附图八、拉什的课程　　附图九、拉什医生的“入定椅”　　附图十、海军博物馆拉什医生的塑像　　行医的态度与行为——评白衣咸饭不一样的医生诊疗　　寻正　　首先申明我并非专门找白衣咸饭的麻烦，事实上我对他持续的写作，暴露医疗体系中的缺陷与信息的努力与态度非常地肯定。相比某些急于表达自己一时愤概而又不愿努力的医生，他是值得尊敬的医生，我的及时地讨论与评议正是出于尊敬，因为我认为忽略就是不尊重人的表现。我以后会针对某些问题专门论述，所以此文只能是简评，目的是纠正某些错误观念。　　白衣咸饭也跟大多数人一样，对西方普遍的长时等待深为不满，好象中国体系中不用等待更为合理，或者更让人满意。这样的看法是错的。满意度不能跨国对比，满意度甚至也不能跨人群对比，一比就产生伪科学。美国人70%对现有体系满意，中国人80%对现有体系满意，两个东西一个是苹果，一个是西瓜，不能说中国人对他的体系更满意，要比就是伪科学。　　西方并不是一开始就要预约排队的，现代通信技术极大地降低了交流成本，预约看病模式才大行其道的，不要象中医及其维护者那样，抱着别人数百年前的陈旧观念来批评别人。没有十全十美的解决方式，只有不同行为模式间的效益变化（Tradeoffs），万能药是没有的，只想要主要作用，不想同时要药物的副作用是不可能的。是否预约，医院就医流程，应当由效率工程师与管理专家来设计，让患者与服务人员来选择，在实践中提高，而非凭借印象武断地下结论。　　白衣咸饭对门诊“深恶痛绝”，让我感到惊讶与不安，这不是很好的医生的态度，病人的“唠叨”，映射出不良好的医生心态，现在读美国医史，两百年前医生都把病患以及妇女当做永远长不大的小孩，需要管教。白衣咸饭发明了一套方式以逃避门诊，最后说有些病人排了一天都不看病而归，白衣咸饭轻而易举打发了，在寻正看来，那就是大麻烦，起码，那给了患者充足的理由找医生打架，你以为只有你才忙么？需要换位思考，这儿就是现成例子。问题是很多，但逃避并非良策，解决问题需要诚实的态度。　　白衣咸饭说外国医生一天只看几个病人，那是片面之辞，前两天才跟一个医生闲聊，别人一天还是要看45个左右的病人的，短的可以几分钟搞定，长的可能需要半个小时，8个小时，480分钟，平均一个病人10分钟左右，与我的看病经验相差不远。　　实际上白衣咸饭所描述的案例个个都很好地说明了现在医疗体系中的大问题，不知道为何如此激烈地反对寻正批评坏医生们。这是题外话。　　白衣咸饭描述自己对亲人朋友如何好地看病，大大地不妥，非常地不妥，白衣咸饭医生不知可否反省出我这无声批评的奥义来？大家可否体会出这个奥妙来？　　“有时碍于面子，连妇科检查都免了”，白衣咸饭写作常有失言，不知道这里是失言呢，还是真是那么回事，如果是真的，恐怕对朋友很好的说法有点玄，医术有点玄。　　我还是信任白衣咸饭的医疗技术水平的，老实说，如果寻正管理一家医院，白衣咸饭医生是必须要进行3－6个月的服务态度培训才能允许上岗的，开个玩笑，请不要生气。　　最后，想起一篇小说或者是传记描述一个有名的妇科医生，在社交场合常被女性朋友或者熟人咨询妇科方面的问题，他大声说，“你如果愿意在这里脱下内衣来检查一下的话，我愿意帮你看一下！”什么样的批评与看法都可以有的，但作为管理人员来说，医生是专业服务人员，什么是适当医疗活动是要受社会制约与管辖的。举例来说，医生好心帮忙，那有了医疗责任怎么办？认真是组建合理模式的根基。　　《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又名《蚕丝》)导读　　张纯如　　本书讲的是钱学森的故事，他不仅是二十世纪火箭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位专家，也是中国大陆外太空开发计画的枢纽人物，大陆媒体一致尊称他为“中国飞弹之父”。虽然他已将近半个世纪未涉足美国领土，但科幻小说家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在长篇小说《二Ｏ一Ｏ年，太空漫步第二集》（2010:Odyssey (2)）中，还把一艘中国太空船命名为“钱学森号”。　　钱学森的一生经历可说是冷战吊诡的极致。一方面中共第一代的飞弹及人造卫星（其中包括在波斯湾战争中用于对付美军的蚕式反舰艇飞弹），都由他一手策画完成。另一方面，他虽以公费生赴美留学，却在美国享受完善的训练与栽培，一待就是十五年；目睹三Ｏ年代与四Ｏ年代祖国政局激烈的动荡变化，最初他返国服务的意愿并非很积极，后来却因韩战株连，在莫须有的共党罪名下遭到驱逐出境，遣返中国。　　钱学森出生于一九一一年，父亲曾在教育部任职。一九三五年，他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受教于加州理工气体动力学一代宗师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门下，并为喷射推进实验室的创室元老之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不久，他通过美国政府的安全调查，以中国人身分参与高度机密的政府计画。他在流体力学、结构屈曲、调控工程学（编注︰engineering cybernetics，亦可译成“工程控制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美国迈入太空时代有莫大贡献。　　蒙受指控，递解回国　　一九四九年，大陆陷共前夕，钱学森决心归化为美国公民。然始料未及的是，美国举国上下即将陷入冷战歇斯底里症，多位科学家都不幸卷入其中。　　钱学森也未能幸免。一九五Ｏ年夏，他回母校加州理工的喷射推进实验室担任“高达德（Robert Goddard，美国首位研究火箭的科学家）讲座”教授甫及一年，就蒙受曾加入共党的指控──他矢囗否认。但这项指控却惹出一连串事故，最后他被囚禁达两个多星期。困惑不解加上惊惶失措，使他体重骤减三十磅。出狱后，移民局展开递解出境审讯，明白表示要遣送钱学森回中国──尽管没有一丁点具体证据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　　无视于钱学森和曾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的抗议，他仍被判罪，以后五年一直被软禁在自宅，无时无刻不受联邦调查局的监视。经过这段秘密缓冲期，他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被递解回中国大陆。　　钱学森回到大陆后，中共的飞弹科技开始有显著的进步。莱恩（William Ryan）与苏墨林（Sam Summerlin）合着的《中国之云》（TheChinaCloud）一书中写道︰“从一九五六年年初开始，就有一连串大动作。”在史丹福大学任教的路易斯(John Lewis）和薛理泰则指出︰“中共的战略飞弹计画于一九五六年初成形。”他俩合著《中共自制飞弹》（China Builds the Bomb）一书，有一篇由德瑞尔（Sidney Drell）撰写的前言中提到︰“一个工业与科学资源都极其有限的贫困国家，能达到如此先进的科技与军事成就──尤其又正处于大跃进掀起的严重政治动乱之下，实在不可思议。”火箭专家柯拉克（P.S.Clark）说︰“中共的归国学人当中，无人重要性能出钱学森其右......中国人综合稍嫌过时的苏联系统与美国系统，着手建立自己的太空计画。”一位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顾教授也表示︰“钱学森革新了中国的飞弹科技──事实上，也改革了整个军事科技......他是中国的首席科学家、首席工程师。”作过钱学森助理，现为中国科技协会副会长的庄逢甘说︰“中国的火箭事业始于钱学森。”他说，若非钱学森，中国的科技还要落后二十年。“我们的太空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他既是首席科学家，也是最高权威。”　　钱学森的故事可做为一首史诗看，本世纪若干最伟大的科技与政治剧变均涵盖其间。从大清王朝四百年江山的倾圮，以至日本空袭上海；从美国南加州干河谷中的秘密飞弹试验，以至德国死亡集中营的V─2火箭工厂；从美国小岛的阶下囚，以至跟苏联与中共的权威人士折冲会场。　　他的故事是美国政府在罹患严重恐共症的麦卡钖（McCarthyism）时代，疯狂摧毁多位一流科学家毕生志业所犯错误中，最不可原宥的一个。　　钱学森的故事中，他主导的科技发展对于美国与中国迈入太空时代有莫大贡献。他在有生之年，把在他出世时仍以黄包车为主要代步工具的中国，转变成坐拥火箭的世界强权。他一生的故事与中国在长达数十年的国际政治纷争中，制造飞弹、建立太空计画的奋斗完全重迭。　　最末了，这也是一个天性害羞、内向、才智过人、只想一辈子安分守己做研究的科学家，不幸却不仅一度、而是两度卷入国际政治漩涡的故事。　　高难度的写作计画　　写作本书并非出诸我个人的构想，而是哈泼·柯林斯（Harper Collins）出版集团旗下BasicBooks出版社资深编辑拉碧娜（Susan Rabiner）所提。她最初是在一九九Ｏ年西雅图召开的科学史讨论会中，由加州理工档案管理员兼历史教授谷丝丹（Judith Goodstein）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科学史教授巴达许（Lawrence Badash）提出的〈鬼迷心窍的五Ｏ年代科学界〉（Science in the Haunted Fifties）论文里，得知钱学森这个人。她深受钱学森一生的反讽吸引，主动寻访能为他立传的作家。一九九一年，我二十二岁，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写作系的一名研究生，拉碧娜征询我对这项计画的意愿。虽然我对钱学森的一生一无所知，但我受他的遭遇吸引不亚于拉碧娜，所以决定把握这机会。　　这个写作计画的高难度显而易见。首先，别的不说，钱学森是航空工程专家，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他学识渊博，发表的论文涵盖各种不同领域，我请教过的专家，没有一位有能力读毕他全部的作品──甚至包括他相当杰出的老学生在内。其次，大部分他的传记资料都以中文写就，我虽能说流利的华语，阅读能力并不好。第三，他的一生牵涉到无数政治与机密，基于国家安全考量，无论在美国或中国，取得相关文献都极为困难。最后一点，尽管只要跟他本人谈谈，许多疑惑必能迎刃而解，但钱学森却拒绝接受采访。自从回大陆以后，他就不曾接见美国记者或学者，中国人企图为他立传，也备受阻挠──只有他的秘书获准在他死后为他写传。一九五Ｏ年，他有次跟一个加州理工的学生说︰“人在临终前最好不要写书，免得活着时就开始后悔。”　　给美国好看　　我希望从一开始就强调本书的局限──最起码，大部分技术细节都省略掉了。令人安慰的是，世人对钱学森的印象并非基于他在美国的研究成果，而是由于他遭驱逐后在中国领导科学的成就。他绝对是位杰出的一流科学家，但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一再向我强调，他还不够资格跟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提并论，甚至也不及他在加州理工的导师冯卡门。尽管他在理论方面下的功夫，对美国气体动力学的发展极具价值，但他既不曾带动革命，也未能创造新领域。如果他一九五五年就去世，不曾回到中国，他的一生就不可能成为一流传记的素材。　　很多人都认为，这位才气出众的理论家留给后人的回忆，将以他在中国推动的科学发展为主，他在美国的研究反而不那么重要。曾在普林斯顿航空系任教的钱学森老友桑默非说（Martin Summerfield）︰“他远不及冯卡门、爱因斯坦、泰勒，或任何大科学家那么高瞻远瞩。他对事物的眼光跟他们不同。他可以帮他们做演算，作他们的左右手，但他不会是主脑。我想他的长处在复制，复制真正大师创造出来的东西。”曾经在麻省理工跟他共事的史戴福（Guyford Stever）也持相同观点︰“他在美国的成绩很好，但不足以令人折服。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才真正了不起。”他的学生艾胥利（Holt Ashley）揣测，钱学森遭驱逐一事，“使中共科技发展得利，而美国蒙受损失。钱学森回国以后的最大心愿就是给美国好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可惜了。”　　所幸，刻画钱学森的一生，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资料来源。他在美国住了二十年，留下的材料相当丰富︰政府与各大学的档案、一般出版品及科学期刊，都保存了大批文件（联邦调查局对他的调查档案，一部分保存于美国海关资料库中，军方情治单位的档案主要放置在国家档案局）。他在美国的同事与学生大多还在世，而且健康良好，很乐意就他的个性、科学成就、跟美国政府发生的纠纷提供口述史料。钱学森回到大陆后出现多篇新闻报导，可透过电脑资料库检索，主修物理的中国科学院史学家姚蜀平担任我的助手，也协助我有系统的发掘相关材料，译成英文。　　隐姓埋名接受采访　　最大的困难是取得钱学森在协助中共生产飞弹与建立太空计画期间的私人资料。他担任哪些科学工作？他获得哪些政治报酬？钱学森这期间的生活情形，对传记作者而言，就像一个黑洞︰一九六Ｏ年代，中国几乎没什么跟钱学森有关的新闻报导。更有甚者，大陆官员的偏执狂与保密狂，使得包括《纽约客》（New Yorker）记者维奥斯特（Milton Viorst）在内的许多记者，也无法取得钱学森进一步的消息。一九九三年夏季，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应邀参加北京一个饭局，就警觉到这种保密气氛。席间有位钱学森的同学哀求我，千万别写任何会触怒钱学森的东西，以免连累他们受罚。　　好在还有一小群中国火箭科学界的精英分子愿意跟我谈。他们大多在一九五Ｏ年代取得俄国大学的工程学位，钱学森第一次返国时，刚好他们也开始就业。他们比钱学森整整年轻一辈，心智清明，对于中国的太空发展都还记忆犹新。根据这些人的说法，我是第一个千里迢迢到中国，对他们做独家采访的美国人。我最初是在华府与他们晤面，接着到上海，最后在北京。我很感激他们在评估中国太空计画、他们置身其下的政权、以及钱学森本人时，所表现的坦率与诚实。遗憾的是，为尚在人世的人立传，本身就顾忌甚多，他们又极可能遭受政府的报复，所以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本书中必须隐姓埋名。　　跟我最初的期待正好相反，我在中国遇到的大部分人都很乐意谈钱学森。他们对这项计画的热心协助令我非常意外。他们请我到家里坐，一块儿吃晚饭，拿旧照片、信件给我看，对我大谈往事。没有一个人反对我用录音机。我访谈的对象包括亲戚、朋友、老同学、同事、学生、受雇于钱学森的人。也有人跟钱学森不熟，却提供有用的人脉与参考资料︰一位最近才完成一部中国火箭计画纪录片的电影制片人、新闻记者、平剧演员、历史学家、图书编辑。我的寻访路程遍及中国三个城市︰杭州山上的保俶塔、上海豪华大饭店里的太空展览、位于北京无名窄巷中的小学、政府要员专用的聚会场所中的晚宴。　　最重要的一位访问对象是钱学森的儿子。一九九一年，他在加州弗里芒（Fremont）一家台资的电脑公司工作，我有机会跟他谈谈。钱永刚长得跟他父亲四十岁时一模一样︰小个儿、椭圆脸、圆眼、皮肤光洁、笑容温和、黑发旁分。他把车停在附近公园里，我们就在他车上进行访谈，因为他不想让室友知道他是钱学森的儿子。　　永刚乘船离开美国回中国时才七岁，三十多年后才又返美。他的教育被文化大革命打断，被迫加入人民解放军，花了十年功夫在工厂里教工人操作机器。文化大革命后，他重回学校，一九八三年从长沙的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取得计算机科学的学士学位。三年后，他进入加州理工计算机系就读，并于一九八八年取得硕士学位。　　只要美国公开道歉　　在那次难得的访谈中，永刚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父亲对于五Ｏ年代美国政府亏待他的往事，仍耿耿于怀。他说︰“就像先把人家请来作客，然后一脚踼他出门。如果我父亲在这个国家犯了罪，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他奉献了二十年青春为美国卖命，对这个国家的科技有莫大贡献，得到的报酬却是被赶出去。”　　永刚说，因此他父亲拒绝回美国──甚至一九七九年加州理工颁赠他杰出校友奖也无法弥补。他透露，当时钱学森在加州理工最要好的朋友马柏（Frank Marble）教授，曾邀他回帕沙迪纳（Pasadena）参加正式颁奖典礼。[加州理工校长杜布理吉（Lee Du Bridge）还跟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普雷斯（Frank Press）多方协商，撤销了钱学森的驱逐命令。]可是钱学森就是不肯回去。　　钱学森在中国的年轻同事，大多无法体会他跟美国移民局打交道的痛苦经验，所以对他峻拒回美国之举感到很困惑。永刚还记得，不少人劝他把握这个重返美国的机会，过去就让它过去算了。　　可是永刚告诉我，要他父亲重返美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政府公开道歉──对一九五Ｏ年代把钱学森当作罪犯囚禁，以及在把他递解回中国之前，让他过了五年悲惨生活的错误，多少表示歉意。钱永刚说，他父亲心目中的道歉方式倒也不需要总统出面，“只要任何一名政府官员公开承认，美国四十年前做错了。”        院士就应该是靠论文堆成的         ·方舟子·  一些评论家在评论中国科学院新科院士谢华安被举报论文抄袭一事时，大概觉得拘泥于一人一事境界太低，要借题发挥反思一下中国院士制度的弊端。据说谢院士是因为虽然在水稻育种方面有大贡献，但是由于理论水平低缺少论文，为了能选上院士才去抄别人的论文。于是评论家纷纷质问，评院士看论文还是讲贡献？“院士”是靠论文堆成的？有位院士也对记者说，现在每年产生数不清的学术论文，有多少论文有实在的价值呢？有的人也许所谓的“学术成果”一般，但他把论文写在了稻田里，写在了大地上。  选院士当然要看贡献，但是并不是什么贡献都算数的，否则岂不是农民以论文写在田地上、工人以论文写在工地上、战士以论文写在战场上、商人以论文写在商场上、运动员以论文写在运动场上……等等为由都可以要求当院士吗？院士称号又不是对社会贡献的奖赏。如果因为谢华安对社会的贡献大（其实其贡献是被媒体大大夸大了的），就认为他什么荣誉都该得，那么今年是不是还得给他发块奥运会金牌？  选院士要看的是学术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规定得很清楚，院士的标准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而一名科学家公布自己的学术成果的正常途径就是在有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其他的途径，例如媒体报道、申请专利、开鉴定会等等，都容易受非学术因素的影响，都是不正常的。不发表论文，科学界同行们就无法客观地了解、检验和评价科研成果和成就。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不看论文，难道要看候选人的自我宣传、媒体的炒作或长官的旨意吗？  论文是衡量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学术贡献的最客观依据。学术贡献与发表论文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致的。那些把二者对立起来，质问评院士看论文还是讲贡献的人，乃是不了解国际学术界公认的规范。发达国家评教授、评院士乃至评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也都是以论文为依据的。  诚然，中国目前在引进论文评价机制时出现了不小的偏差，例如过分看重论文的数量而忽视论文的质量，甚至只看论文标题不看论文的内容，导致出现了剽窃、重复发表、制造低质量论文等种种不良现象。但是，不能因为有许多论文是垃圾，就认为论文都是垃圾；不能因为有些人靠低水平的论文当上了院士，就认为选院士不应该靠论文。我们应该做的，是进一步完善论文评价机制，而不是干脆放弃这一机制。2008.1.20　　杨玉圣能守住“贞洁”吗？　　作者：武大蝎子　　近年来杨教授犹如孙猴子横天出世，将学术批评网当成自己的花果山，自立为王挥舞着正义之棒，闹得久已沉寂的学术界片刻不得安宁。只可惜猴子毕竟是动物，遇到师父之前，没有什么约束，每天不务正业不干正事。　　按理说杨教授专攻历史，又是中国政法大学专职教员，应该是兢兢业业做好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才对。但是浏览下杨教授这些年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脱离了科研教学这个中心，我不知中国政法大学是如何每年对其进行考核的。别学方舟子，人家是专职打假的自由人士。你杨教授不一样，你拿着国家的钱，要干点实事啊。　　有一篇2001年中国教育报的专访《让圣殿坚守纯洁——学术腐败问题答问录》，其中杨教授口若悬河大谈特谈学术腐败问题，而且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杨教授当时谈到学术腐败问题时一定是吐沫横飞痛心疾首，根治中国学术腐败的迫切心情一定是溢于言表，令人动容。　　我们也一定认为杨教授本人在学术问题上清清白白地像处子之身，于是我们更加坚信杨教授选择的这一条道路极具战略意义。结果众人拾柴火焰高，许多被蒙蔽的学者和官员开始把原来一文不名的杨教授捧成学术界的“带头大哥”，大概杨教授本人也觉得时势造英雄，应抓主这难得的出人头地的机会，开始领着小喽啰打江山。　　可是，自从新语丝刊登《杨玉圣“自我克隆 重复发表”论文五六十篇次》一文后，我们对杨教授的仰慕之情跌到了谷底。杨教授太令我们失望了，原来他也没有守住“贞洁”的底线，而且很明显的学术腐败问题直到现在才露出水面，实在因为是杨玉圣先前太让人高估，太让人看好了，竟然没有人掀开他的裙子，翻翻他的老底。　　不过，在上面新语丝揭发文章发表后，杨教授似乎听到了风声，于2008年1月20日前悄然辞去《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副主编一职。杨教授在博客中承认这么做是因为“身心疲惫”。但是准确地说，是因为心虚所致吧。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有三个愿望，一是愿杨教授养好身体，合家欢乐；二是希望杨教授能针对《杨玉圣“自我克隆 重复发表”论文五六十篇次》做出正面回应；三是愿杨教授的拥趸们也继续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华北电力大学以校长、院士为代表的学术不轨行为初探作者：犯上不作乱方先生你好！  去年新语丝数次报道华北电力大学的一些学术不轨行为，揭露了一位院士和两位海龟系主任的一稿多投现象，还揭露了华电官僚本位的铁血上岗政策。不出所料，学校官方对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