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条件下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命运

《中国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讨会论文集专题》社会转型条件下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命运<IMG src=http://www.dongren.cn/bbs/[/img]</CENTER><CENTER>社会转型条件下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命运     余未人    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门槛，我们受到的最大冲击，一是自然生态的恶化，二是民族民间文化的消解，而前者又加剧了后者的消解进程。我想以贵州的实例，来谈谈这个问题。    贵州有49个民族成分，32个民族，17个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占三分之一左右。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绚丽多姿的的民间文化艺术遗产，是中华民族百花园中的一片奇葩。世纪之交，我曾经在贵州东南部的苗族、侗族地区，贵州西北部的汉族、彝族、回族地区做过田野作业；我与贵州民族学院的在校大学生作过民间文化遗产状况的座谈交流。通过对民间几十位古稀老人的访谈，使我作出一个判断——新中国建立以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受到的大冲击有三次，一是1958年大炼钢铁，二是1966——1969年的文革“破四旧”阶段，第三次则是20世纪末至今。前两次，都是政治运动使然，当时的破坏性很大，但运动一过，人们又本能地恢复了传统的民俗、原有的生活。而一直延续到当前的这一次变迁，却是社会转型条件下，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所致。当下，文化变迁成了各民族人们的一种自觉追求，它有一种一去不复返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今，贵州各民族的民间文化遗产，正处于一个突变时期。正是基于此，贵州省人大正在进行民间文化遗产立法保护的工作。对于这个突变时期，我认为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没有外力强迫下，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飞速消解    “我们村有700多户，大多是侗族，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还有姑娘‘多耶’唱歌，后来，这些风俗就没有了。从80年代后期起，我们村就逐渐‘汉化’。首先体现在着装上，90年代，平时连侗族裙子和绑腿都看不见了。原先婚礼上女方是戴银饰，我的几个姐姐一人一套，现在都存在用老杉木做的大木桶里。出嫁的时候是不是穿，就不一定了。因为过去最远也只会嫁到方圆二三十里以内，是走路去。而现在可能会嫁得很远，要坐车；穿上盛装，上下车就不太方便了。”（欧大辉，男、24岁、侗族、黎平县尚重镇育洞村人，大四。）    “我们从江县高增乡美德村广德寨有一座比较原始的单层鼓楼。每年春节除夕，老人坐在鼓楼里敲鼓唱歌，整个寨子都等寨老念‘新年条’，要念整个晚上，男人都在鼓楼里听；现在，只有几个老人听，其他人已经不去听了。现在男人普遍都穿买来的衣服，不穿侗族服装了。只有老人还有种棉花的，用来做棉衣。纺线的人很少了，都是买现成的纱线来织布。还有一种类似独眼萧的乐器“格欧”（音），在10月、11月间，双方对吹，比哪边更响。现在，这个风俗可能要消失了。有的歌太老了。假期我抄了几首歌，问寨上的老人，老人都不懂。”（吴开杰，男、23岁、侗族，大四。）    “我上小学的时候，寨上有10多个人在我家跟歌师学歌。不需要向歌师交报酬。就是除夕夜，一家凑两个粑粑和菜，去他家吃一餐饭。我读初中是在永从乡，还学了一点侗歌；高中到黎平县城上的，就没有学歌了。村上的男歌师是1998年6月去世的，他活了68岁。他死后没有人接得上班，就不大唱歌了。”（吴海科，男。23岁、侗族。黎平县永从乡中罗村人，大三。）    “我们乡因为是乡政府所在地，所以受汉族文化影响比较大。我妈妈60岁了，以前还穿侗裙，现在，只有接亲回来时才穿。我大哥40岁，他会唱歌。我四哥30岁，都还会唱一点，但唱得少了。我们大稼乡现在已经不坐月堂唱歌了。离我们只有5华里的高稼村，因为是在高坡上，不通公路，他们还坐月堂。我们这里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卑感。”（杨鹏，男、23岁、侗族、黎平县大稼乡人，大三。）    “我来上大学之前，都不晓得我们侗族有鼓楼和风雨桥。看到一些绣花的侗族服装，我还以为是苗族的。”（蒲祖康，男、侗族、剑河县盘溪人，大四。）    这些大学生，都是学的侗语专业，当是侗族文化的传承者，可他们以及他们的侗乡同胞对侗族文化的逐渐淡漠，确实令人触目惊心。在没有外力强迫下，造成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民族民间文化飞速消解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广大农村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必然。工业文明使得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他们的生活方式变了，原先那片土地上诞生、传承的民族民间文化就遗落在原地，而没有被带进新的生活。比如剑河县盘溪的一个村寨，共有100多户，有10多户人全家迁往州府凯里，房子就空在那里。他们寨上还有几十个人在广东省潮安县安铺镇家庭式的小厂里做鞋、做糖。附近寨子的人也去，就形成了规模。有几个人还在安铺开了工厂。留在寨上的年轻人寥寥无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通过人员流动、到沿海打工的传播，是一个主要途径。传播是其文化变迁中的重要内容。再就是媒体、特别是电视的普及。一个村只要一通电，就会有大批的村民购买电视机。电视节目的直观性使得外来文化的传播显得既快捷又强大。电视的普及，又使得同一化的大众文化更多地取代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所以，外来文化在短短10来年的传播速度，超过原先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二、学校教育与民间文化传承之间存在着断层。侗族地区，曾经有一些有识之土，比如榕江县文化馆的张勇先生，从1984年起，就实践了“侗歌进课堂”。他编了一本教材《长大要当好歌手一一侗歌乡土教材》，共编辑了100首适合少年儿童唱的侗歌，是国家音乐教材的补充。这教材可以从小学一直用到初中。现在，黎平县已经下了红头文件，把民族文化纳入学校教育，榕江县车江镇也下文把侗歌纳入教学。贵州大学艺术学院也曾经开办了几期侗歌班，收效长远。然而，更普遍的现象是，上学的孩子就只唱校园歌曲、流行歌曲，而不会唱民歌了。从江县的巴沙村苗族，凡上了初中的男孩，都不再保留椎譬这一当地苗族男子独有的发型。在“普九”义务教育在广大农村全面铺开的时候，民族民间文化不纳入学校教育，实际上就是阻断了它的传承。长此以往，后果严重。    三、民间艺人的老化与后继乏人。县与县以下文联、文化馆经费匾乏，没法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实行有效的传承辅导。我本人1968－1978年在贵阳市乌当区文化馆工作，当时我们6个人，最多时．年经费达4万元，工资只占其中的十分之一左右；而现在，贵州的县文化馆、县文联基本上只有“人头费”了。这种投入比例，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很不相称，也使得这些基层文化部门难以有所作为。    四、对民族民间文化的盲目自卑感。这关系到深层次的现代民族心理。比如岂沙村上过初中的易会计断言，只要九年制义务教育一普及，走出家园、视野开阔以后，面对文化的多样性选择，面对一些强势文化的包围而缺乏文化自信心，是民族精神的萎缩，是一种致命伤。    第二，民族民间文化商品化、旅游化的倾向比较突出    民族民间文化与旅游、与商品经济相结合，是必由之路。黎平县九潮乡定八民族服饰村，全村400多户人家，有70％的妇女和10％的男子从事服饰刺绣，近几年来，该村年均生产能力为2800件，远销京、津、沪、港、澳、台、日本和美国。黎平县尚重乡，有老外来买民族服装，一套侗裙卖了7000元人民币，这就大大刺激了当地侗族妇女刺绣、做花带的积极性。现在的姑娘10岁开始学绣花，做鞋垫，做嫁衣裳。平坝县天龙镇的地戏，则常设戏班，只要有游客付费，随到随演。每场的演出时间也从数小时缩短为半小时。台江县的苗族反排木鼓舞，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东方迪斯科”享誉国内外，他们长年有几十人在全国的各个旅游点表演。从江县小黄村的侗族大歌，长年有百余人在全国各地巡唱。而在各个旅游点，常常有人是穿苗族服装，梳侗族的发式，既跳苗舞又唱侗歌。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各种活动已经不再具有传统祭祀的仪式意义，纯粹是一种商业行为了。由于商业的需要也派生出了一些“伪民俗”。比如活跃在贵州各个旅游景点的“抢新郎”，就并非苗族民俗，而是一种以此来收取小费的娱乐活动。另外，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举办的各种节日，比如彝族的火把节、侗族的萨玛节。鼓楼节等等，它一方面促进了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但同时又将民族节日从精神层面变成了狭义的实用层面，有追求短期效益的倾向，使得民族节日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    第三，专家以及各种层次文化人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介入    专家对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的介入，无疑是值得倡导的，也对继承传统、推陈出新起到了巨大作用。这种介入，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并一直延续至今。侗族大歌传统的唱法是男唱男的，女唱女的。1959年春天，经省内专家辅导，黎平县的侗歌第一次到省城贵阳演出了男女混声合唱，比传统唱法更加丰厚，更有韵味，立即得到了学界和民间的一致认同。民族民间的东西，有的经过了千百年的传承，已经成为民间的精英，并非能够简单模仿制造的。比如侗族有一种自然的音乐教育体制，这是其他民族中少见的。侗歌就在传承中慢慢发展，一时感觉不到。音乐学院的专家要听一首侗歌，也得听几个钟头才能摸得准调性。    但一些文化人的介入，也使得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弄得真假难辨。在搜集各民族的歌谣、故事时，有的也掺入了一些文化人的创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种层次文化人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介入，使得我们的抢救、研究工作，更增加了一项去伪存真的任务。    第四，先进的科学技术对民族民间传统工艺的冲击    在贵州，历史上由于交通阻隔、信息闭塞，少数民族一直过着耕织传家的古朴生活。布衣族土花布是世代传承的大众型色织布。它以青、蓝、白三种素色为基线，织成各种各样的几何图形于布面。每一种几何图形都以生产、失活中的某种物象命名。有好些地方，这种传统工艺正在渐渐消失，而被工厂生产的、与之图案相似的化纤布料所取代。而关岭县八角岩村一直还保留了上花布的生产工艺。南部侗族和苗族地区，人们穿着的，都是——种藏青色的亮布，称为蛋浆布。他们用自种的棉花纺线、土织机织布，蓝靛染色，还要加鸭蛋青捶布，捶得光滑发亮，看不出布纹。20世纪幼年代以后，除黎平县尚重等极少数地方以外，农民们已经不再种棉花纺纱，而是买线来织布。在毗邻的经济比贵州发达的湖南通道县、广西三江县侗族地区，人们已经很少染织蛋浆布，而是买化纤织物来做衣裳了。我看到广西三江县程阳桥一带的农户家中，有的织布机尚在，但只是用来表演，织一些旅游工艺品。    第五，民族民间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动关系    为了抢救、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生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贵州建立了四个生态博物馆。有的是与国外合建。这四个地方，原先都有着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但就在这些地方，也未能幸免流行文化的“入侵”。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在保护该地民族原生态生活环境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生活在生态博物馆当中的人们，却又有一个如何既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又提高生活质量的问题。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关于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的方针是“保扩老寨，开发新村”。对典型的民族文化村寨，分别实行“县保”、“州保”，并推荐“省保”；要建新房，也得按原先的式样新建，但有难度。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一些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也受到很大影响。贵州黎平县是侗族鼓楼艺术之乡，该县境内，现存328座鼓楼。有些村寨还想修补或是新建鼓楼，却很难实现，因为鼓楼的大木柱需要50－100年树龄的杉木来做，而现在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大树了。鼓楼前的歌坪，传统是用鹅卵石铺就，现在鹅卵石也日渐匮乏，有些已经改用水泥，这样就失去了原有的韵味。    以上五个方面的变化，都是一种文化变迁。促使文化变迁的原因，一是内部社会发展的必然，二是外部的，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引起。一般来说，这种变化是渐进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而这种变化被这一民族足够数量的人所接受时，这种文化便已经发生了变迁。这种强势的文化变迁会给民族民间文化带来多大的影响，是文化系统中一部分的变迁，还是整个系统的变迁，目前还难以预料。    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也有一个如何发展，使之能够与时俱进，以便在文化的多样性选择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问题。如果不着眼于发展，只是孤立的、静止的保护，也许会事与愿违，造成抢救的断裂。（余未人   贵州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副主席、作家）[MOCR]　（来源：《中国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讨会论文集》）</CENTER>（作者：MOCR） <div id=[/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