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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所进行的民族(少数民族)识别,现在在学界很多人都在反思,认为其政治目的太重,而且也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首先,我们得承认那次民族识别确实有一些问题,但是没有必要去深究,更不必像一些激进学者要求的那样用[/img]对待建国后的那次民族识别,我们应该更多地肯定其成绩,尽管它有其政治目的.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民族的发展是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和重构的过程,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够更客观地评价和看待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了.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那是一次国家主持和参与的民族重构过程,其程度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民族重构都要广泛和深入,其影响也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民族重构都要深远.现在国际学者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时,往往都会扣着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存在的问题,片面强调其政治因素,比如有位美国学者提出[/img]Scott Downman针对吉志义等人所著的中国‘侗‘族的书评对官方的识别名称‘侗族’ 也是有所防备.中国不同于外国,民族问题不可能从纯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和把握,往往是或多或少地会参进一些政治因素在内,因为建国后,中国的国家政治行为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与程度深入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因此,一些国内和国际学者在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时喜欢把政治因素剥离出来加以讨论,是不明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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