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大西南神秘古国——夜郎

大西南神秘古国——夜郎梁太鹤 　来源：2004年第10期　《中国国家地理》　两千年来，一段被误解的“夜郎自大”使地处西南的夜郎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夜郎，这个在《史记》里记载有10万精兵、满坝良田，于盘江上下舟楫往来的神秘古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已折戟沉沙。由于文字记载的简约和考古发掘材料的相对缺乏，夜郎一直是萦绕在考古学家甚至普通民众心中的不解之谜。夜郎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度？夜郎古国的都城或中心地处何方？汉武帝所赐的夜郎王印是否有可能传世？……答案正渐渐清晰。 　　 　　典出《史记》的“夜郎自大”是一段被误读的历史 　　 　　21世纪刚过了两年，南方媒体关注到一个不大不小的热门话题：湘黔两省的县级地方打开了一场颇为激烈的更名之战。2002年，湖南省新晃县成立“夜郎文化资源开发领导小组”，筹备起更改县名的工作。第二年，要求更名的正式报告逐级上报，很快通过地区和省有关部门的审批。在湖南新晃的主要交通线上，“夜郎古国”的大字招牌随处可见，“夜郎宾馆”、“夜郎饭店”也矗立于县城显要街道。而相邻的贵州省密切关注事情的进展，一份“关于保护夜郎文化品牌的紧急提案”被送到相关部门，同时贵州省六枝特区（县）和赫章县也相继提出更改县名的正式报告。除六枝和赫章外，贵州桐梓、福泉等县市也酝酿过更名之事。另外，在川南、滇东的一些地方，从上世纪末就不断有人提出过该地即为夜郎故地的种种说法。所有更名的指向都是具有神秘色彩的夜郎。 　　夜郎这个词人们一点也不陌生，“夜郎自大”是汉语圈认知率最高的一类成语。人们从成语典故知道，夜郎是西南地区古老时候的一个小国，其妄自尊大的国君，使人们对夜郎国自来不存太好的印象。不曾料想，斗转星移，如今夜郎却成为诸多地方竞相争抢的“香饽饽”。不知者惑而不解，知者却谓其太富戏剧色彩。但对贵州考古学家而言，夜郎却具有更深更远的含义。 夜郎自大的成语至迟在清代已颇为流行。清前期著名文学家蒲松龄，清同治年曾游历海外并极力主张变法自强的王韬，以及成书于光绪后期的晚清小说代表作《孽海花》，都曾提到“夜郎自大”。追根溯源，夜郎自大的典故出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但它却是一段被误读的历史。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时，朝廷派遣使臣辗转到达夜郎。夜郎君长问使臣：汉朝和夜郎谁大？实际上，此前汉使已先到达夜郎西边的滇国，滇国君长也向汉使问过同样的问题。这本来是身置大山的民族对山外世界渴望了解的正常发问，演绎到后来，却成为某些傲慢的山外人轻蔑和讥讽的对象。即便此过程可理解为山大王向汉廷叫板，那么首先出来叫板的也该是滇王而不是夜郎君。 　　夜郎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大西南一个很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方国。《史记》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至公元前135年，汉使唐蒙从南越得知夜郎，并进而了解到夜郎地处从巴蜀通往南越的要道上，有便捷的水路可直抵南越的都邑——番禺（今广州），夜郎还拥有精兵十余万人，于是便建议朝廷开发西南夷。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夜郎地区设置郡县。公元前111年，夜郎派兵协同征伐南越，汉廷授予夜郎王金印。《史记》记载：“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 　　 　　夜郎国的中心应在贵州西部、北盘江和南盘江之间 　　 　　夜郎灭国于西汉末年，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记载了这段历史。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与其南方的小国发生争斗，由于不服从汉王朝派来调解的官员，且多有非礼行为，于是汉派遣在西南夷地区颇有威望的、曾任连然（今云南安宁）、不韦（今云南保山）地方长官的陈立出任郡守出面调停，夜郎王兴仍不服从。陈立简装轻骑，直入夜郎腹地，果断斩杀夜郎王。夜郎王兴的岳父和儿子胁迫周边22邑反叛，被陈立智取。夜郎国灭，从此不复见于历史。 　　夜郎究竟立国于何处？《史记》语焉不详，只称其在“巴蜀西南外”，“临”，该江通抵“番禺城下”。后来的《汉书》也沿袭此种说法。 　　大概从东汉时起，人们已经不太清楚夜郎国的准确疆域。东汉学者应劭在注解《汉书·地理志》时就将夜郎国北边的疆域划到了今四川双流、简阳一带；而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的《后汉书》，称夜郎国东至广东、广西一线，北达今四川西昌、攀枝花一带，西邻古滇国。 迄今已出现十多种不同划分。有人根据《后汉书》及相关古籍考订出大夜郎国以今贵州为主，还包括今湘西、川南、滇东北及桂西北等广大地区；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夜郎国主要存在于贵州而不详论其准确地界。近几年，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一种新的观点正逐渐得到更多的认同，即夜郎国的中心区域位于贵州西部、北盘江和南盘江之间。 　　 　　首次发现用鼓形铜釜套在死者头顶的特殊葬俗 　　 　　目前，考古成为揭开夜郎秘密最引人关注的重要手段。其实，早从上世纪50年代起，贵州考古工作者就已开始对夜郎文化遗存进行积极探寻。虽然陆陆续续发现过一些线索，但是，集中的夜郎时期具有地方民族特点的考古遗存却始终没有找到。 　　1977年9月，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派员对地处黔西北的赫章可乐汉墓进行发掘，发掘队长是宋世坤。可乐从50年代后期就发现过汉墓，这次探掘，大家按照以往的办法，寻找那些保存有封土堆的汉墓进行发掘。墓葬状况与过去的发现相似，出土器物仍然是常见的汉式物。很快，五十多天过去了，发掘接近尾声。10月24日傍晚，发掘队员们忙完一天的田野工作，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驻地，清洗休息，准备吃饭。这时，一个当地农民背着沉甸甸的背篓来到发掘队驻地。他一边放下背篓，一边告诉宋队长，他耕地时发现一些破铜器，不知道考古队是否有用处。当他把所说的破铜器从背篓里边拿出来时，宋队长和他的同事们全愣住了：这些铜器和已发掘出土的器物全然不同，有鼓形铜釜、铜柄铁剑、铜发钗……，顿时，大家七嘴八舌吵开了锅：太精彩啦！这不是我们日思夜想的夜郎遗物吗？ 　　 　　事情已相隔快30年，但我仍能想象出宋队长他们和那位农民一起翻山到现场寻找到夜郎时期民族墓地的喜悦。宋队长至今还不无遗憾地说：“那天太兴奋了，忘了问问那位农民的姓名。” 　　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从那一天开始，贵州夜郎考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考古队在新发现的墓地中清理出25座墓葬，一批具有明显地方民族特点的青铜文物渐露峥嵘，其中，用鼓形铜釜套在死者头顶埋葬的特殊葬俗，首次引起考古学家们的关注。 　　 　　 可乐：贵州考古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考古队又对赫章可乐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实践证明，这是一批战国至西汉时期既不同于中原也不同于巴蜀和滇的重要考古遗存。在可乐数平方公里范围内，共分布有十余处古墓群和数处古遗址。从这一年以后，可乐的考古发掘又陆续进行过好几次，其中以2000年10月的发掘收获最大。这次发掘共清理了108座夜郎时期当地少数民族墓葬，不仅出土五百多件不同质地的文物，还发现多种形式的“套头葬”和其他奇特的埋葬习俗。由于此次发掘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可乐成为贵州考古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可乐位于贵州西北部乌蒙山脉中段的东麓，海拔约1800米，东距赫章县城50多公里，中心地带是一片东西长不足5公里的长条形坝子。坝子中央，可乐河从西向东缓缓流过。坝子四周分布着一列高不足百米的土丘，墓群和遗址就散布在这些土丘上。土丘外，矗立着连绵高耸的乌蒙山，阻隔着山里山外的联系。 这是一片并不富裕的土地，但它曾经是古代一个政治、军事的要地。土丘上那些静静躺着的墓葬证明着这一点。究竟什么人在这里辉煌过？他们依赖的仅仅是这片土地的供养吗？ 　　 　　可乐与昆明、大理等一样，在彝族人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居住在这里的彝族、苗族和布依族同胞沿袭着古老的传说：彝人最先进入这片土地。而彝族老人说，这里原先住着濮人，彝族到来后，大家和平相处，后来才发生战争，濮人战败后迁走。彝族古文献《西南夷志》记载有这段历史，还说彝族在这里“立国为君”。彝文文献称可乐为“柯洛倮姆”。“倮姆”是彝语“大城”的意思，同时被称为“倮姆”的，还有昆明、大理、成都等。可见当时可乐在彝族心目中，已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近年翻译出版的另一部彝文古文献《夜郎史传》也有类似记载，而且还明确说“夜郎在可乐”，系彝族武部所创。书中写道：“可乐大城啊，雄伟又壮丽，就像仙居处，世间很少有。……武家的基业，牢固似金汤。武夜郎君长，声威远名扬。” 　　可乐是一个民族乡，彝族至今是主要民族。但彝文典籍和民间传说，果真记录了这里真实的历史吗？历史学家不敢据此断言，考古学家更是三缄其口。毕竟，《西南夷志》也好，《夜郎史传》也好，都是清代前期史籍。而夜郎历史，远距成书年代已几近两千年！况且，可乐发掘出土的墓葬，除了当地少数民族墓葬外，还有不少同时代的汉人墓葬，这与彝文典籍的记载颇有出入。科学研究依靠的是严密证据，而考古学更需讲究证据的实物性。 　　可乐考古发掘的夜郎时期少数民族墓葬已达三百多座，都是规模不大的竖穴土坑墓，没有那种斜斜长长的墓道。很多墓里没有任何随葬器物，但也有不少墓内有数件甚至百余件器物。这反映了墓主人在部族里不同的地位，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级别差异。 　　 　　夜郎武士的悲凉凄怆与豁达豪爽 　　 　　随葬品中，很多是随身的兵器和装饰品。我们发掘过一座武士的墓，细心清除掉坑内的填土，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曾经盛装打扮的武士：他头顶插着一对长长的双股发钗，发钗首部缠绕成宽宽的、别致的簧状；右耳挂着一只漂亮的玉质形耳饰；双臂在身前微曲，臂上各带了十只青铜手镯，手镯呈窄窄的带状，镯面嵌有细密的孔雀石小圆片；他的胸前庄重地摆放着一柄青铜剑和一件青铜戈，他的双手似乎正深情地拥抱着这两件伴随了他大半生涯的武器。虽然时间已跨越了两千多年，虽然武士的肢骨已基本无存，当我们与他无言相对的时候，仍感到深深的震撼，还体味到一种悲凉凄怆的美。这名勇士为了祖先和家人，曾奋不顾身拼杀在疆场；但他同样热爱生活，其别具一格的盛装，正表现了他珍爱生命、友情、自然的豁达和豪爽。 　　 　　可乐考古最使人重视的是用铜釜套在死者头顶的埋葬习俗，考古学家形象地称之为“套头葬”。2000年发掘的第274号墓是规格最高的一座套头葬墓。死者头顶和足部各套一件大铜釜，套头铜釜上铸造有两只威风凛凛的立虎。死者脸上盖了一件铜洗，双臂还垫有铜洗，充满了神秘的气氛。墓中出土了铜柄铁剑和铁戈，还出土了大量铜或玉（石）的装饰品，随葬的器物逾百件。这无疑是部族中一位首领级的人物。套头葬在全部墓葬中约占10%， 其用意引起人们不同的猜想。我们目前还无法找到最可靠的证据去说明它，但基本可以判断，这是一种与原始宗教信仰有关的丧葬习俗。 　　 　　夜郎人曾是最能适应喀斯特地貌环境而生存发展的人群 　　 　　可乐考古揭开了贵州夜郎考古的新篇章，也带来其他地区夜郎考古的新发现。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已不断有夜郎时期的考古遗存在各地被发现。除基本情况已经了解的可乐地区外，还有威宁中水地区的古墓群、普安铜鼓山及其周围的遗址，以及从六盘水至黔西南地区的出土文物。 　　 　　威宁中水古墓群上世纪70年代末做过两次发掘，基本属于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虽然与赫章县近为邻居，但可乐极有特色的铜柄铁剑在这里却没有发现，铜戈的形制也不一样。威宁最有特色的要算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在很多陶器的口沿、腹部或把手上，出现一些单个的刻画符号，据统计，共有四十多种。这些符号似乎具有一定的指义性。有人很想论证它们属于古代少数民族的原始文字，但所列证据却缺乏充分可信度。而这些符号也的确不具备文字的基本特征，所以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对此多不予以认可。 　　普安铜鼓山遗址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位于南、北盘江之间的腹地，1978年和2002年进行过两次发掘。铜鼓山是一座喀斯特地貌的小山，绝对高度约80米。山上土层不厚，四处满是裸露的石灰岩。有意思的是，在铜鼓山周围不远的地区，已调查发现十余处同时期的遗址，地形地貌大体也差不多。有时我们会想，如果铜鼓山真是夜郎国的遗址，那么夜郎人肯定曾经是最能适应喀斯特地貌环境而生存发展的人群。如果今天要进行喀斯特地貌生态环境研究，这里还有很值得挖掘的题目呢！ 　　 　　在铜鼓山这片最被人看好的“夜郎故地”，却一直没发现夜郎时期的墓葬 　　 　　另外在铜鼓山一处战国至西汉时期铸造小型青铜工具和兵器的作坊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铸造铜器的石范和陶模。有人戏称，这里是夜郎国重要的兵器工业基地。在铜鼓山遗址及其所属的黔西南地区的几个县市，已出土一批夜郎时期的铜器，其中兵器特点十分突出。这里的铜戈与赫章可乐颇为相似，也装饰有人物图案，但铜剑却不相同，是一种一字格曲刃剑。在安龙县出土的T形茎首一字格曲刃剑造型大方、工艺精良，考古调查人员甚至开玩笑说：这可能便是“夜郎王的佩剑”。 　　这一带陆续出土的好几件铜钺，钺身上都铸有符号，是此地独有的一种标志。出土的管形耳铜铃也很惹眼，从六盘水地区到南盘江边曾数次出土，最多一次出土几十件。此外还有羊角钮钟、曲刃铜矛等。这些极具地方特点的铜器都属于夜郎时期，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片最被人看好的“夜郎故地”，一直没有发现夜郎时期的墓葬。如果这时期的墓葬能像赫章可乐那样被找到，夜郎考古的新篇章定将被再次揭开。 　　 　　随着考古越来越成为探寻夜郎的重要依据，人们对考古的期望值也越来越大，期望值的焦点是赶快找到夜郎都城，赶快挖出夜郎王金印。 　　 　　夜郎王受印虽是可信的历史，但找到这枚金印的概率却极小 　　 　　夜郎文明是中华古老文明一个不该缺少的组成部分。对探寻夜郎的热望，既出自于人们与生具有的好奇心，也反映出更多人对中华文明的热爱和关心。但热望会产生期盼，许多人企求对现有考古发现做出起码的解释。于是，像很多科学领域一样，夜郎考古也面临着热情与理性的选择。 　　 　　夜郎作为山地民族，当时是否建造都城？都城会是什么情况？这些问题是不能用我们习惯的思维去先予设定，只有通过科学的调查和发掘，才能做出客观的回答。与夜郎同受金印的滇国，虽然已发掘出王族墓葬，在沿滇池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安宁太极山等地发现大量墓葬遗存，但至今仍未发现城址。至于夜郎王印，人们都因滇王金印的出土而寄予厚望。但滇王金印只能作为我们考证司马迁记载堪为信史的依据，而不能作为考古目标的依据。夜郎王受印虽是可信的历史，但找到这枚金印，却只具有极小的概率。按汉代制度，以官印殉葬是必须得到汉王特批的。夜郎末代王被汉朝郡守所杀，王印最大可能是被收回上缴。夜郎前几代王是否像滇王那样仿制王印随葬，也只能靠考古发掘做出客观回答。 　　 　　唐和宋的夜郎县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夜郎古国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虽然夜郎国早已消失，但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多次在诗作中提及夜郎：“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还。”（《流夜郎赠辛判官》）“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江夏赠韦南陵冰》）这些诗句与李白为永王李幕僚而受牵被流放夜郎的遭遇有关。但唐代何以又有了夜郎？ 　　原来，夜郎灭国三百多年后，西晋王朝在今贵州北盘江上游地区设置了一个夜郎郡，一直存续了二百多年，至南北朝时才废掉。又过了约三百年，唐朝曾在今贵州的石阡、正安，湖南的新晃等地先后设置过夜郎县，这期间，还曾将贵州桐梓一带的珍州改为夜郎郡。李白当初被流放的夜郎，便是这个夜郎郡。 　　到了北宋时期，在今湖南新晃一带还短时间设置过夜郎县，仅存在了十余年，成为历史上最后的夜郎地名。也许，这正是湖南新晃近年来大打夜郎牌最重要的心理支撑。 　　不过，这些以夜郎命名的郡县存在的时间都不长。应该说，这些夜郎，尤其是不断变来变去的唐、宋时的夜郎，恐怕都只是附庸古称的地名符号罢了，其地域与社会文化内涵与相距数百、甚至千余年的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夜郎古国及夜郎文化，已经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了。只是在考古未能提供最后的确切证据前，有关夜郎国的地域问题，还将长时间争论下去。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才出现了本文开头描述的诸多更名之争。 　　

夜郎时代，可乐地区还没有彝族，该地文化只可能是濮人的，

天啊，今天才注意到这个贴，惊奇的发现甲金比侬怎么也看同一本资料呢，天啊，我本来就想在4月之前把这个发上来，只是太忙了，这本书我一直借了一个月。原来我们有时也可以这样相近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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